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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伟大的转折——评析六中全会（一）主讲人：张宏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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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转折——评析六中全会（一）主讲人：张宏良

（ 10月28日在乌有之乡网站的演讲，根据录音整理，已经本人审阅）

今天同大家一起交流一下关于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心得。从三中全会提出的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到六中全会完整的提出和谐社会的概念，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变，是共和国历史上的第三次转变，第一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第二次是七九年改革开放，第三次是这一次，恰好共产党经历了三个28年。第一个28年是1921年到1949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长期武装斗争，用2800万烈士的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新中国的建立，我把它归结我是梦乐园。第二个28年，是从49年到77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把它称为是创乐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了伟大的历史奇迹，无论和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任何一个国家相比较，我们都是相当伟大的了不起的。大家可以想想，49年我们建国时，我们连火柴、钉子都叫洋火、洋钉，水泥叫洋灰，可是我们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在一个百年战乱的烂摊子上，建成了一个完整强大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包括在高技术领域，我们都走在了世界前列，如生物领域的人工合成生命，到现在也仍然是那时的水平。第三个二十八年是78年到现在，我把它概括为失乐园，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丧失了公有制以及与公有制相联系的免费医疗、免费教育、福利住房和养老保障等社会主义优越性和现代社会的基本保障，整个经济的持续增长是建立在无休止的牺牲人民福利和人民收入的基础上，通过不断降低和剥夺广大人民的收入和福利来降低国民经济的运行成本，加速GDP的增长，造就了举世瞩目的一个富豪群体，0.4%的人口掌握70%的财富，财富的集中程度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这种情况对共产党的阶级性质，对共和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对21世纪人类文明发展都形成了严峻挑战，有可能造成2800万革命先烈的鲜血白洒、亿万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汗水白流的结果。六中全会扭转了这一历史过程，所以我们说是中国历史的伟大战略转变。

今天主要和大家交流三个问题。第一是伟大战略转变的内容，第二是伟大战略转变的意义；第三是这一转变将要面临的斗争。

一、伟大战略转变的内容

从三中全会到六中全会的伟大战略转变，从内容上我把它概括为九个方面的转变。

第一个战略转变，是以资为本向以人为本的转变，是资本主义向人本主义的转变。这个转变使中华民族一下子站到了世界政治文明进程的高端和前沿。可以这样讲，21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运动就是由资本主义向人本主义的转变，其历史意义超过了由蒙昧社会向农业社会和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我们党和国家在这时举起的人本主义的思想大旗，不仅是向人类政治文明进程的回归，而且掌握了未来人类政治文化发展的龙头。可以这样讲，谁占据了人类政治文化的龙头，谁就是未来人类社会的主导。欧洲之所以能够控制世界几百年，就在于他们占据了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当时的政治文化龙头，所以工业革命才能在欧洲开花结果。现在人类社会开始了第三次伟大转变，第一次农业社会的转变我们是赢家，赢了数千年的繁荣发展；第二次工业社会的转变我们是输家，输的几乎亡国灭种；现在我们举起的人本主义大旗，反映了社会历史转变的本质要求，如果不发生逆转，中华民族将再次成为社会历史转变的赢家。在此需要强调指出，我们一直在讲的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不是指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或增长总量将会有多大，而是指中国文化将会成为21世纪的主导。而我们这里所讲的中国文化，不是像余秋雨他们所理解的那样，是什么变脸杂耍书法国画等具体的文化艺术形式，而是指东方文化和谐的本质属性，和西方文化相比，东方文化最本质的特征最本质的属性，就是和谐特征和谐属性。工业社会需要竞争的推动，所以以竞争为特征的西方文化占据了历史主导地位，而以新兴产业为基础的新经济时代，在客观上需要以合作取代竞争成为社会发展的文化核心，以和谐为特征的东方文化必然会取代西方文化成为21世纪的主导。这是就哲学层面上讲的人本主义的历史意义。仅就政治层面上的转变也是相当了不起的，大家回想一下，我们这28年的发展完全是以资本为本，资本成为社会的主导，各级党委的中心工作，各级政府的根本任务，整个国家机器，都围绕着招商引资这个轴心运转，为此不惜牺牲一切，牺牲工人的权益，牺牲我们几十年的奋斗成果，牺牲我们的主权，牺牲我们的资源，把整个中国变成了世界历史上资本最理想的天堂，二战后一度被约束的资本的血腥基因，在中国得到了报复性的疯狂释放，洪水猛兽般的在中国大地上肆意扫荡，人重新成为资本增殖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工具，只要资本需要，人是可以随时随地随便牺牲的天然附属品。所以我们说以资为本向以人为本的转变，中国社会历史的又一伟大转变。

第二个转变，是经济发展观向科学发展观的转变，从而恢复了发展的本来涵义。可以说，发展是这些年被主流经济学家搞得最混乱的一个概念。什么叫发展？发展应该是一种完善，是人自身的完善，社会的完善，自然的完善，这才是发展。事物的不断完善的过程就叫发展。可是我们却相反，我们是以个体的人格、精神、心理、感受的扭曲和分裂，是以整个社会矛盾的激化和社会道德的堕落，是以整个自然环境不可逆转的永久毁坏为代价的，这是破坏而不是发展。把GDP增长作为发展的标志，无论主观上属于无知还是恶意，都是十分荒唐的，西方国家用GDP来衡量经济发展是对的，这是由西方国家的历史决定的，西方国家的经济是依靠对外抢劫发展起来的，相应就产生了反映抢劫成果的西方经济学，用GDP来衡量抢了多少东西，至于抢劫过程中造成的国民和环境的损失，那都是别的国家的损失，所以GDP只算增量不扣除成本的计算方法，对西方国家来说是对的。但是放到中国就有问题了，比如我们现在大家100个人，每个人有1万，GDP总值就是100万，如果我把大家的钱抢来归我一个人，我的1万就变成了100万，加上之前我们大家的100万，我们的GDP总量就翻了一番，达到了200万，这种GDP增长对我一个人来说是发展，我发了大财，但对你们大家来说不仅没有发展，反倒是损失是痛苦是灾难。所以GDP这个东西，对西方国家来讲是对的，放到中国来就是错的，在这种发展观的指导下，形成了一种很荒唐的现象：你绿化一座青山，不算是发展，因为你的GDP没有增加，反倒要减少；你毁掉一座青山，算作是发展，因为你的GDP增加了。这种逼良为娼的发展观，使种树的省长越来越少，砍树的省长越来越多，即便拼命种树的焦裕禄活到现在，也要被逼去砍树，否则就不是好党员好干部。横向来看这种发展观的结果，就是在发展过程中老百姓越来越穷，越来越买不起房子看不起病；纵向来看这种发展观更加可怕，就是形成了一种断子绝孙的发展方式，用李瑞环的话来讲就是吃祖宗饭，断子孙路，说得直接些就是啃祖宗的骨头喝子孙的血。我们这一代人还没走完，就透支了几代人的发展资源，毁掉了子孙后代安身立命的物质基础，如果再继续下去，中华民族就真的要断子绝孙了。现在放弃GDP代表的经济发展观，代之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科学发展观，是恢复了发展的本来涵义，所以称之为伟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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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2007/2/12 0:02:21 第1楼
Re:伟大的转折——评析六中全会（一）主讲人：张宏良

第三个转变，就是由建立野蛮血腥的丛林社会向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转变。把市场经济的丛林法则作为社会改革和发展的规则，是中华民族空前的历史灾难，是中国历史空前的文明浩劫。可以说，中华民族是最讲礼仪的民族了，礼仪之邦嘛，“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大丈夫重义轻利”等，把仁道正义、诚信友爱、文明礼仪看得高于一切，是中华民族的固有美德。可是现在怎么样呢？几十年对所谓小农意识中诚信道义的批判，几十年西方丛林法则的血腥训练，把中国变成了世界上最野蛮，最残暴、最肮脏的地方，世界历史上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国家像我们今天这样，无所不用其极地坑蒙拐骗伪劣假冒。马上就要开中非论坛北京峰会了，让非洲兄弟看到中国这个状况会怎么想？就说城市中最明显的乘公交车，走遍中国没有排队的；特别是人行横道，按交通规则是行人的绝对权利区，车到跟前无人要减速有人要停下，可是无论威猛大汉还是白领玉女，都是不顾行人死活的呼啸而过，极少有人主动减速或者停车，这种行为和那些强暴妇女的流氓有什么区别？甚至比流氓更加恶劣，流氓只是不管别人痛苦，而你是不管别人死活！为什么中国人会堕落到这个地步？或者说是什么把中国人变成了流氓？虽然分析起来有许多因素，但是持续数十年创建残酷竞争的丛林社会，实行丛林法则的血腥训练，是其主要原因。资本的处世哲学就是“只要我能过得去，哪怕洪水滔天”，洪水滔天都不怕，轧死个把人算什么！所以几乎所有的开车人，都是不顾行人死活的呼啸而过。竞争的本质就是弱肉强食，所以公交车上抢占老幼病残孕专座也就天经地义了。大家都说现在中国人不讲信用，其实中国人是历史上最讲信用的民族了，全世界关于信用的格言加起来也没有我们多，诸如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大丈夫一言九鼎，重诺轻死等，就是信用这个东西维系了我们这个民族2000多年，小农经济的彼此隔绝状态就是依靠信用来维持的，此外再没有其它纽带。为什么现在我们这个民族突然不讲信用了呢？信用彻底崩溃了呢？就是我们形成了一种逼良为娼的体制，谁讲信用谁倒霉，谁讲信用谁被淘汰，30年反向淘汰的残酷训练啊，30年横跨3代人的影响啊，淘汰老一代，扭曲中间一代，摧残下一代，结果是整个社会信用的荡然无存。多少年来右派们总是讲文革是文明浩劫，其实这些年才是真正的文明浩劫，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文明浩劫。而当年文革不仅继承了传统文化的信用观念，甚至把信用推到了至高的境界，现代京剧《海港》中有句话最能反映这一点：“宁可在经济上遭受重大损失，也不能在政治上遭受丝毫影响。”什么意思啊？就是宁可赔钱，也不能不讲信用，就像今天的汽车召回制度一样，宁可把汽车召回来砸烂也不能损害信用资源。可是后来随着《海港》诚信价值观的被批判，诚信越来越成为个人生活中最具毁灭性的可怕品质，诚信意味着淘汰意味着失败意味着死亡，甚至成为父母兄弟间最令人忧虑的一种品质，儿行千里母担忧，最担忧的是儿女会因诚信受骗遭殃。当诚信成为一个人灾难根源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已经不再是人类的社会，而是魔鬼的社会、野兽的社会，是名副其实的人间地狱。所以我们才说重建诚信友爱的东方和谐社会是伟大的转变。可能有人会说，丛林法则是西方经济学的根本法则，可并没有影响西方的诚信社会。的确如此，这是由东西方文化的区别决定的，东方人追求的和谐社会和西方人建立的丛林社会，是东西方不同文化发展的结果。东方文化走的是悟性发展道路，西方文化走的是理性发展道路；东方文化求诸于内，认为只有在改造主观世界的基础上才能形成主客体之间的和谐平衡，它把人与自然之间理解为一种依恋关系；西方文化则是求诸于外，认为只有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基础上才能形成主客体之间的平衡关系，它把人与自然理解为一种征服关系；所以中国人追求内在和谐，西方人喜欢外在征服。或者形象的说，东方是羊文化的发展道路，共存共荣，和谐相处；西方是狼文化的发展道路，弱肉强食，征服消灭。可是改革开放后，把实行丛林法则的狼文化从西方突然搬到了中国，强迫只能吃草的羊也像狼那样去吃肉，也像狼那样去竞争，结果是既丢掉了羊文化的诚信善良，又没有建立起狼文化的秩序法则，形成了今天这种既不信上帝也不信魔鬼的混乱状况，用佛教的话来说，就是进入了末法时代，即将堕入地狱的时代。有时我想，这或许是一件好事情，有可能是冥冥中的一种安排，把西方文化拿到中国来，让它发展到极端，让整个世界都看清楚这种文化的弊端，这样整个人类文化转变的代价可能就会小一些，当然我们中国人就要悲惨些了。毛主席生前经常讲“中国人民应该对世界有较大的贡献”，可能也包括这方面的贡献（笑），承担人类文化转型痛苦的贡献，由中国人承担整个人类文化转型过程中的成本和代价。

第四个转变，是由效率优先向公平正义的转变。看六中全会公报，我感觉有一点很高兴，几乎没提效率。其实效率是企业的问题，不应该成为政府和政党的目标，政党是弘扬一种价值观的，政府是维护社会公平的，企业是追求效率的。追求效率是资本的天性，别说不用去激励它推动它，即便是阻挡都挡不住，所以把效率写到政府和政党的旗帜上特别荒唐。过去总是说改革前政府和企业之间功能错位，其实改革后才是真正的错位，错就错在政府疯狂的追求利润追求经济效率。以前我们的政府和现在发达国家的政府一样都是不管利润不管效率的，即便是有问题，也只是在企业的管理方法管理机制方面有些问题，但企业和政府的关系是没有大问题的。可是改革后企业和政府的关系完全颠倒过来了：企业在天天研究琢磨政治问题、政策问题和干部问题，中国企业家对政治问题的熟悉和了解，远远超过西方国家的国会议员，越来越多官员的腐败就是企业研究政治问题和干部问题的结果；政府却一心一意搞经济赚大钱，对百姓疾苦等政治问题没有丝毫兴趣，即便有兴趣也只是装装样子而已。整个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私人庄园，全国人民都变成了庄园的农奴，少数文化精英、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成了庄园主。庄园主肯定要求效率，效率是富人经济学的概念，是庄园主经济学的概念，是奴隶主经济学的概念，不应该是穷人经济学的概念，更不应该是共产党人经济学的概念。可以说，由效率优先向公平正义的转变，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人性大解放、人权大解放、人的尊严的大解放。效率优先的实质，是把人仅仅看作是实现GDP增长的一个工具，根本不把绝大多数中国人看成是人，就像农村看待猪羊牛马一样。所以说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人性大解放，而且比法国大革命《人权宣言》那次解放的意义还要伟大，《人权宣言》是把人类由权力集团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我们这次是要把人类，至少是先把中华民族由权力集团和资本集团的双重束缚下解放出来，权力集团对人的统治是罪恶的，资本集团对人类的统治同样是罪恶的。精英集团的一个很大罪行，就是它把资本集团的统治作为一种天然合理的模式强加给我们国家，认为资本集团的统治就是历史的进步。我们并不否认，权力集团对人类的统治是应该推翻，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就要接受资本集团的统治，不能因为张三是个流氓就要嫁给李四这个流氓！这两个集团的统治都应该推翻。可能有些同志会说我评价太高，其实不是，至少在理论上竖起了公平正义这个旗帜，并且我们也应该在最高意义上来理解中央这次战略转变。这次机会多么难得啊，可以说这是中华民族的最后一次机会了，是实现中国人民利益的最后一次不流血转变的机会了，我们必须得抓住，一定要抓住，也一定能抓住！伟大的转变发生在当前，本身就反映了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的自生能力，总是能在关键时期产生自己的一批铁血子孙，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能够饱经忧患历尽劫难而生生不息的根本原因。就如同这一次的历史转变，如果没有包括乌有之乡在内的广大左派持续数年的广泛斗争，是不可能有今天这个局面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次转变与四十年前那场转变在许多方面有着相似之处，是近三十年来所没有出现过的，就是中央决策层和最底层网络媒体的直接接触，把中间右派控制的传统媒体甩开了，以往决策层的变化都是由中间的传统媒体来推动的，而这次胡温新政形成直到六中全会公报发表，中间的传统媒体始终没有任何积极的反映，所有的积极反映和欢呼都在网络上，特别是在乌有之乡这些左派网站上。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中央最高决策层与社会基层舆论的直接结合，第一次是四十年前的文革，这是第二次，所不同的是四十年前那次结合是有组织联系的，这次完全是自发的默契配合。并且这两次结合都是由大字报开始的，只是这次大字报的形式变了，不是贴在墙上而是贴在了网上，这是网络信息产业发展的结果，网络提供了一种新的现代大字报形式，能把社会最底层的信息直接反映出来。可以说，中国的左翼思想是和网络同时发展起来的，现在是左派主导网络媒体，右派控制传统媒体，如果用三个代表来衡量，和网络媒体结合的左派就是先进生产力代表，就这点来讲，也决定了未来思想领域里左派右派斗争的命运，新兴媒体肯定会取代传统媒体，包括和新兴媒体相结合的左派，也肯定会取代和传统媒体相结合的右派，这将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发展趋势。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要走得适度，不要走得太急。要牢牢记住56年毛主席搞双百方针的教训，当时的双百方针被党内个别人所利用，用所谓“引蛇出洞”的方法，把知识分子推向极端，要共产党下台，然后以此向毛主席摊牌，结果把大量知识分子其中包括许多左派知识分子一夜之间打成右派，形成了建国后党内斗争中毛主席第一次惨重失败。这就是为什么华国锋上台后第一件事就是为右派摘帽的原因，他想以此来压制政敌，怎奈他的笨拙使全国人民根本没有看懂他要做什么，结果反倒被政敌利用丢了江山。关于这段历史大家可以去看看哈佛大学的《剑桥中国史》，一段左派蒙冤的历史，今天仍然要记取当初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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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伟大的转折——评析六中全会（一）主讲人：张宏良

第五个转变，是由少数人先富起来向共同富裕的转变。28年来是少数人先富起来暴富起来的历史，打着的幌子就是所谓先富带后富。到现在我们才知道先富带后富根本不可能，完全是个陷阱（笑），是个骗人的东西，不但实践上行不通，理论上也是骗人的。少数人先富起来后肯定会阻碍多数人富起来的道路，因为他把有限的资源都占有了，多数人就不可能再富起来。另外还有一点，富裕是个相对的概念，多数人越贫穷，少数人的成就感、富裕感就越强烈，感受就越好，幸福值就越大。我现在一万块钱的幸福感，取决于你们兜里有多少钱，你们兜里钱越多，我的幸福感越低，你们兜里超过一万块钱，我的幸福感就等于零，甚至幸福转化为痛苦，相反你们越是身无分文，我的幸福感越大，所以不可能形成少数人带动多数人共同致富。作为改革大本营的上海是最典型的了，上海自90年代以来，十几年总建房面积5亿多平方米，相当于一个中等城市，按照上海去年的房价，新建房产总值是4.5万亿，增殖部分约3万亿，按照上海的解释，其中1万亿进入了各级财政，那么，至少有近2万亿落入了贪官污吏和不法奸商的腰包。这个大数很清楚啊，至于是落入了陈良宇还是王良宇口袋，我们不知道，但是肯定落入了这些人的腰包，这是确定无疑的。大家可以想想，2万亿是个什么概念，是上海总产值的2倍，增加值都被拿走了，这老百姓还怎么富裕？还靠什么富裕啊！甚至连老百姓最后那点活命钱社保基金都敢拿走，老百姓还能有什么指望！又怎么能逃过被重新压在3座大山（医疗、住房、教育）之下的命运！大家可以想一想，像张荣坤这种上海滩的小瘪三，一次都能拿走32个亿的社保基金，短短5年就从一文不名的小瘪三成为身价百亿的大老板，上海滩有多少个张荣坤周正毅这样的小瘪三？老百姓又指望什么能够富起来？我常常在想，以上海为代表的这种惊天动地的掠夺行为，恐怕以后的历史学家根本就不会相信，不会相信这段历史是真实的，为什么？因为苏联东欧共产党被推翻，医疗、教育、住房、养老这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四大福利制度都没有取消，甚至有的像俄罗斯那样还在完善，然而在几十年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中国，老百姓却在先富后富的等待中，连当初所谓贫穷时代的福利都等待没了，更别说等待富裕本身了！这是未来历史学家根本无法相信、无法解读的一段历史啊。所以我们说这次向共同富裕的转变，是一个伟大的转变。

第六个转变，是由少数精英为主导为主体并且独占全部成果的改革，向着以全体人民为主体并由全体人民成果共享的改革的转变。28年的改革，完全是以少数精英为主体并由他们独占全部成果的改革。可以这样讲，由精英来主导改革是对的，因为在今天人类还没有摆脱分工压迫的情况下，有分工就必然有精英，精英既然是社会创造的，社会就要发挥他的最大作用，让他为社会服务，从孙中山到毛泽东都是精英，所以由精英来领导改革这是对的。但是由精英来独占全部改革成果就是不对的了。中国改革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收益和风险相分离，成果和成本相分离，精英集团享有改革全部成果，老百姓承担改革全部风险和全部成本。中国人民付出了难以想象的巨大历史代价，78年改革最初我们GDP是2万亿，今年要到18万亿了，财政收入也由最初不到500亿，达到了现在的3万多亿。可是我们的老百姓得到的是什么？是原来福利待遇的被取消，是3000万工人下岗，是6000万被迫丧失国有企业身份和待遇的职工，是9000万工资在绝对下降甚至干脆拿不到工资、并且连国民待遇都没有的民工，是成千上万看不起病而死在家中的冤魂，是实行“胡温新政”后才有了上学机会的成千上万个失学孩子！深圳的富士康事件，美国苹果公司和英国的金融时报都来中国调查了，调查数字是工人每天15个小时以上的劳动，月工资只有350元，还不到上个世纪80年代工资的一半！就这点儿钱还形成全国性拖欠！未来的哪个历史学家能相信这些数字是真实的！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也只是批判资本家把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m拿走了，像我们这种c+v+m通吃的资本主义还没有过（笑），连工资都不发了，这就是主流经济学家讲的中国劳动力资源优势。还有中国7000万股民投入股市的3万亿现金，还剩1万亿，其余2万亿现金哪去了？只有一句话，蒸发了。我们都是唯物主义培养出来的，物质是不灭的啊（笑），怎么就蒸发了，蒸发到哪里去了？2万亿现金啊，老百姓需要攒多长时间才能攒出2万亿。2万亿刚刚蒸发完，现在又开始了大抢劫、大变现，就是所谓股权分置改革，股权分置改革的本质就是把这些年抢劫的国有股法人股抓紧变现，后面我们还要专门谈这个问题。可以说，中国的精英集团现在已经进入变现期了，该抢的资产都抢到手了，下一步就该变现了，而这个变现期正巧遇到中央战略转变，不让变现，至少是变现会遇到困难，这就必然造成矛盾空前激化。

可以说，现在中国真正进入危险期了。大家可以回顾一下历史，历史上几乎所有大动荡，历次大革命都不是爆发在政治最专制的时期，而恰恰是在政治最开明的时期。法国大革命，当时是法国封建发展史上政治文化最开明、经济最发展的时期，是封建社会最好的时期，所以当巴士底狱被打开时，里面只有7个人，还有一个是神经病（笑），3个是家长送来的。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当时政治开明到什么程度。英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包括中国的辛亥革命都有这个特点。为什么政治宽松的时候容易爆发革命呢，就是政治宽松时期，各派政治力量的较量会由后台走上前台，矛盾达到白热化，各个派别都容易得手，各种政治力量成长都很快，他们之间的矛盾都容易激化，而在对现有政权的态度上，无论代表穷人的左派的还是代表富人的右派，也都容易因为对政府失望而失去耐心，所以就容易爆发大动荡大革命。中国现在就在进入这个时期。仅拿股市来说就很明显，这次股权分置改革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原始积累大抢劫的最后晚餐。我们整个股票市场总共是九千八百多亿股，其中六千六百亿是国家股和法人股，这六千六百多亿的国家股法人股，通过这些年反复的转手已经有百分之八十以上落入个人手中，以及一些利益集团的腰包，这还是最保守的估计，即便这个最保守估计的数量就有五千多亿股，按照上周末六元多的收盘价计算，五千亿股等待套现的资金就高达三万多亿，三万多亿现金等着从市场拿走啊！我们一年的经济增长才多少？去年我们是十六万亿的总产值，按照百分之十的增长率，才不过一万六千亿，仅股市等待套现的资金就能把全国两年的经济增长全部吃掉，老百姓还有什么指望？中央的战略转变还怎么实现？贫富矛盾怎么能不激化？并且这个过程现在已经开始了，所有的股民都看到了，现在中国股市出现了世界证券史上最奇特的现象，就是股价指数大涨，而多数股票价格大跌，股价指数和股票价格倒着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荒唐难解的现象，除了股价指数计算方法上荒唐的中国特色计算方法之外，根本原因就是三万亿资金的急需变现，用拉抬指数上涨的办法乘机套现，套现的抛售必然造成股票价格大跌，从而才出现了股价指数大涨股票价格大跌的荒唐现象。只是可怜了中国的股民，以前熊市赔钱现在牛市还赔钱，倒霉的永远只是老百姓。为什么说股票价格下跌只是老百姓赔钱？道理很简单，精英集团手里国家股法人股的持股成本，和老百姓手里的公众股不一样，他们手里国家股法人股的持股成本最初也就１元钱，经过这么多年的反复送配，成本已经降到了不足２毛钱，而老百姓的持股成本是15元，现在拿不到２毛钱的东西现在和15元的东西在市场上一起卖，你说老百姓怎么能不赔钱？对于不到２毛钱的成本来讲，６元多的股价无论怎么跌都无所谓，只要不跌破２毛钱就仍然是赚的，所以他们能拉着股价指数套现。更何况用来拉抬股价指数的钱都是银行的钱，是共产党的钱，是老百姓的钱，中国精英集团是人类历史上最聪明的集团，他们用共产党的钱拉抬股价指数上涨自己套现，然后再把老百姓赔钱的屎盆子反过来扣到共产党头上，说什么是一党执政造成的，大家可以看着，只要发生社会动乱，他们肯定会把股民赔钱的屎盆子反扣到共产党头上！现在一千四百家上市公司等待套现的资金是3万多亿，还有那已经被瓜分掉的十四万个国有企业的数万亿资产，包括现在仅剩下的九十多个超大型国有企业还在紧锣密鼓的MBO，还有那已经浮出水面的四万亿金融不良资产，以及还没有浮出水面的同样数量的金融不良资产，所有这些数字都是潜伏的灾难，是随时会爆炸的炸弹，最可怕的是所有这些炸弹的导火索都掌握在精英集团手里，他们随时都会引爆这些炸弹，特别是金融不良资产这个炸弹一旦引爆，后果不堪设想。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精英集团拼命向海外转移资金和亲属的原因。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低估这个集团，这个集团能量之大，计划之周密，出手之疯狂，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反动集团，现在扶助弱势群体的转变还只是理论上的转变，一旦利益关系调整的大幕真的拉开，矛盾就会激化，利益集团的反抗就会爆发，他们和老百姓的矛盾也会爆发，社会就那么一碗水，给弱势群体多一点就意味着强势集团要少一点，强势集团不答应他就会把碗彻底打翻。正是因为这个调整本身具有巨大的政治风险，所以我称他是伟大的转变，虽然实行这个转变有风险，矛盾会激化，但是不实行这个转变，风险会更大，老百姓会更绝望，矛盾爆发的灾难会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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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2007/2/12 0:03:36 第3楼
Re:伟大的转折——评析六中全会（一）主讲人：张宏良

第七个转变，就是从西方的经济附庸向着建立自主创新型国家的转变。改革以来就一直在说什么用市场换技术，说什么引进外资是要增强自己的竞争能力。结果现在大家都看到了，无论哪个领域哪个行业，凡是我们和外资合作的都完蛋了，不仅合作初期的民族品牌全部消失了，一些刚刚建成的世界级领先项目，如大型喷气式飞机“运十”也都被彻底扼杀了。相反，凡是没有和外资合作的领域今天搞的都很好，如“神五、神六”等航天领域没有和外资合作，今天仍然保持着世界领先水平。特别是改革大本营的上海，最大的贡献就是把中国的民族品牌消灭得一干二净，把上海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彻头彻尾的买办经济。所以陈良宇这个人，和成克杰、程维高他们性质是完全不同的，成克杰、程维高他们只是纯粹的贪官，只是为自己捞钱，并没有在主观上要毁掉中华民族，而陈良宇不是一个简单的贪官，他们有一整套汉奸卖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路线，目的是要把中华民族推向死路，从上海对国有资产的瓜分，到通过股市对全国资产的吸纳，到修改上海小学生守则，再到重新编写上海历史教科书，都反映了他们有一整套的卖国路线，有一整套把中国变成西方国家经济附庸、政治附庸和文化附庸的路线。这次乌有之乡一个很大的功劳，就是让大家都知道了历史教科书这个事情，上海重新编写的历史教科书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整个历史没有了人，不再是人的历史，整个历史变成了物的历史，里面衣食住行吃喝玩乐什么都有，就没有一个人，秦始皇没有了，武则天没有了，毛泽东没有了，孙中山没有了，蒋介石也没有了，没有了人，就既没有了爱国主义，也没有了卖国主义。让学生学习历史是为什么？不就是为了借鉴前人的经验教训吗！没有人的历史你让学生学什么？许多人不明白陈良宇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改，其实原因很简单，只要历史中有人活动，就有是非对错真假善恶，有是非对错真假善恶这把尺子，陈良宇这帮精英分子的历史性质和历史罪恶就会暴露出来，他们就无法掩盖自己的丑恶罪行，人们对照历史人物就会看出，他们是古今中外历史上最反动最凶恶最残暴最无耻最阴暗最下流最龌龊最肮脏最贪婪的一个种群了，人类历史上再也找不出第二个这样的种群了，把历史上所有最邪恶人物的所有罪行加在一起，也不及他们的万分之一，大家可以数一下，秦赵高、隋炀帝、唐代安禄山、宋朝秦浍、明代魏忠贤、清朝和砷，这些中国历史上超一流的最坏人物，和陈良宇集团比起来，都显得十分微不足道。既然历史是能够照出自己邪恶的一面镜子，就干脆直接对历史下手，不是像日本人那样只是简单的修改历史，而是把历史中所有人类活动统统抹掉。“欲灭其国，先去其史”啊，你说这不是有计划有预谋有组织的把中华民族推向毁灭，还能是为什么！可能有人会说，他们为什么要有意毁灭中华民族？道理很简单，只要中华民族这个债权人在，他们瓜分的数万亿国有资产就不踏实，担心早晚会被清算，怎样才能最安全？只有中华民族这个债权人消失，像前苏联那样分裂成诸多大大小小的国家，他们才会踏踏实实地过日子，踏踏实实的把财产一代接一代地传下去。所以说把中国变成西方国家附庸，或者配合李登辉台独势力，把中国分裂成许多小国，是陈良宇集团一个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过程，并且现在已经到了很危险的地步。

最近我经常看乌有之乡网站，感觉特别好，类似高粱那样揭露外资控制中国装备工业、控制中国核心产业以及核心大企业的文章，特别让人震惊，最近日本透露在控制中国经济命脉上，日本采取的战略是先观望，不参与，避免触动中华民族的敏感神经，等美国人法国人德国人都买完之后，他们宁可多花些钱，再从美国法国德国手中买下来，尤其是与国防相关的中国的装备工业，等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都由日本控制以后，中日的历史较量也就结束了，日本也就不战自胜了。所以现在国际垄断资本对中国整个民族工业的全盘大控股，对中华民族来讲是灾难性的。我们打开地图看一看，一方面是全世界的生产线向中国转移，中国成为世界大工厂；另一方面是美国对中国进行全面能源封锁，并且完成了半个世纪以来一直进行的对中国的战略包围。老同志都知道，六十年代美国要对中国形成月牙形包围圈，当时毛主席北出朝鲜，南出越南，坚决把那个月牙形包围圈打破了，换来了我们几十年的和平发展，可是没想到，当初被主席打破的月牙形包围圈，现在却变成了满月形包围圈，所有资源通道都被封锁了，美国完成了对中国完整的战略包围。美国支持日本占领钓鱼岛，威胁控制着东海资源；美国操纵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威胁蚕食着南海资源，南海四十八个岛屿的大部分不在我们手里；操纵陈水扁等搞台独，同时威胁着我国整个海洋资源；美国以反恐为名义，占领了阿富汗，切断了我们和中东石油唯一的陆上通道；美国的航空母舰进入新加坡，控制了马六甲海峡，扼住了我们远洋油路的咽喉；同时美国又通过颜色革命控制了中亚，扼住了我们与世界第二大能源基地里海的通道。剩下的唯一能源通道就是俄罗斯，而俄罗斯对中国的历史态度同样让人忧虑，中俄谈判多年的安大线石油管道就反映了这一点，开始说给我们修个安大线，把石油输到我们大庆，解决我们能源问题，前前后后提出了那么多极其苛刻的条件，我们都答应了，他们想得到的都得到了，可是却反反复复，直到今天也没有结果，可见俄罗斯根本靠不住。从历史上讲，中国历次危难的时候，俄罗斯总来瓜分一块，而且每一次他拿的那块比别人都大，虽然每一次瓜分并不是它发起的，如同动物世界的鬣狗一样，它是随后跑来的，但是它拿的那块最大。这样一来，用铅笔在地图上一画，从日本到东南亚，再到中东至中亚，再到俄罗斯，正好一个完整的绞索套在中国脖子上，我们所有资源全部被锁死了。与此同时，全世界生产线还在向中国转移，那些主流经济学家还在天天骗老百姓，说什么世界工厂是个伟大的历史机遇。其实世界工厂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全世界都来耗费我们的资源，都来耗费我们的能源，如同大家都拿着炒锅到我们家来做饭，用我们家的煤气，用我们家的水电，用我们家的米面，表面上看起来我们家很热闹，原来一个桌子吃饭，现在七八个桌子一块开饭，经济发展特别快，GDP总量不断翻番，可是吃完以后怎么办？我们子孙后代怎么办？大家知道，中国的人均资源无论哪一项都是排名在世界一百位之后的，按照人均计算，中国绝对是一个资源穷国。为什么那些资源富国不远千山万水把生产线搬到中国来？就是因为大家都意识到了，二十一世纪人类面临的共同威胁，就是资源的短缺，世界60亿人都想过好日子，这就面临着资源的威胁，所以大家都在采取措施保护本国资源。加拿大人均资源世界第一，完全可以卖资源发大财，可就是不让外国资本来开发本国资源，他把开发成本提得高高的，让你的开发利润几乎等于零，外资就进不去了。小日本也是拼命保护自己的资源：它人均森林面积世界前列，可是却不允许砍一棵树；它早就不烧煤了，却是日夜不停的从中国运煤，煤买来以后放到水泥箱里，沉入海底，变成人造煤矿；对耕土地撂荒放牧，实现生物植物之间的物质转换，增加土地肥力，用他的汽车电视MP3MP4去国外换粮食吃，一旦遇到问题，马上把储备资源利用起来。不过小日本这种雕虫小技根本没用！你把十三亿中国人逼上绝路，你还想过好日子？（笑）一看这就是小孩的儿童思维方式，而且中日海峡对于今天的军事技术来说，简直就是个小水沟，一步就能跨过去，再准备也没用。但是它反映了大家都在重视资源，都在想方设法耗费别人的资源，这就是外国人把生产线搬到中国来的大背景。

资源封锁之外还有一手就是所谓知识产权，如果说生产线转移是西方国家到我们家来做饭，知识产权则是拿着菜谱到我们家来吃饭，吃完后我们还要给他钱。知识产权这个东西严重堵塞了我国知识经济发展的道路，所有行业知识产权都控制在他们手里，掌握着各种产品的核心技术，无论最后挣多少钱，大头永远是他们的。我说中国人真是冤枉啊，工业社会是玩体力的竞争，西方人是强壮的食肉动物，咱们食草动物斗不过他还可以解释，现在知识经济是玩脑子的竞争，中华民族应该居于绝对优势，还玩不过对方就不应该了。可现在连日本人都向我们要知识产权，你说让中国人有多窝囊，日本人对世界文化发展的贡献等于零啊，我小时候在胶东抗日根据地住过，经常听老人们讲日本人傻的故事，说能傻到什么程度呢，他进村扫荡“啪啪”一敲门问：里边有人吗？你回答没人，他回头就走。就是智商低到这种程度的一个民族现在居然也向我们索要知识产权，你说是不是让中国人窝囊死了。先不说在哲学在知识这个高层面上中华民族的伟大智慧，即便是在技术应用这个低层面上，中华民族的智慧也是无与伦比的，三国演义大家都看过，诸葛亮那个木牛流马，世界到现在都没有达到那个技术水平，绝对绿色产品呀，不用电不烧油，舌头一掰呼呼就跑，不但自己跑，还能驮着粮食跑，舌头再一掰，就停下来了。今天科技这么发达都还没有造出诸葛亮那种不用电不烧油的交通工具。马克思讲，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的三大武器，就是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不都是我们的四大发明吗？还有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讲，把人类推入工业社会的科技发明的百分之八十五来自中国。可大家看看我们现在情况如何，大到宏观制度，小到电子产品，你说有哪一样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诺贝尔奖你别管它是不是个东西，就算是个鉴定书吧，我们除了文革期间的人工合成胰岛素有机会拿而自己不要之外，改革开放这二十八年，天天做梦都想拿，结果是科学奖没有拿到，倒是让藏独分子达赖拿了个和平奖，今年又差一点让疆独分子热利娅拿到，你说中国人窝囊不窝囊！能够反映中国人智慧的诺贝尔科学奖一个没有，表示中国人窝里斗的诺贝尔和平奖却给了一个还想再给一个。中国人到底是怎么了？真的在智力上也不如日本人了？这真是一个让中国人死不瞑目的现实啊，我想每个中国人都会死不瞑目的！是谁把一个世界公认的超群智慧的民族害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就是那个什么用市场换技术、用资源换技术，甚至用权益用尊严换技术给害的，强迫中国放弃了自力更生放弃了使用自己的大脑，并且用国家行政和财政力量帮助外国人摧毁我们自己的技术力量，让中国人重新落到了万般不如人的地步，不仅月亮是外国圆，星星都是外国亮了。所以现在我们对自力更生、自主创新，可真是有了切肤之痛的感受，追今抚惜，就会感觉到这确实是一个伟大的转变。

第八个转变，就是衡量政绩的标准，由单纯的GDP指标转变为社会人文发展的综合指标。这个转变我为什么把他列进来呢？因为它将迫使我们政府的各级官员为了自身的利益，也会去关心民生疾苦，关心社会人文的综合发展，从而超越各级官员个人政治品质的制约，无论好人还是坏人，都会在客观上去做些好事，因此我也把他列为一个伟大的转变。前面曾经提到，用GDP指标衡量政府政绩，是典型的逼良为娼，按照这个标准，焦裕禄那种绿化沙漠的干部是坏干部，而把青山砍光的干部才是好干部，世界上再也没有如此罪恶荒唐的标准了。所以我一直坚持认为，我们干部的绝大多数都是好的，我们许多干部的贪污受贿完全是被这种制度逼的。现在衡量标准改变了，我们的干部可以真正按照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原则重建我们的家园了。用黑格尔的话讲，现在进入了正反合发展的合的阶段了，用马克思的话讲，进入了否定之否定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了。前面说过我们党有三个28年：前两个28年是肯定阶段，28年的民主革命和28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第三个28年是否定阶段，对社会主义的否定阶段；走了个“之”字型的曲折道路。现在开始了第三个阶段，即否定之否定阶段，由于这第三个阶段是在吸取前两个阶段优点的基础上形成的，所以它能够全面形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党史的这个三分法也符合中国历史的大框架，中国历史就是三分之二的统一发展，三分之一的分裂倒退，这或许是中华民族冥冥中的一种定数。无论是不是定数，中国都已经进入了全面复兴的第三阶段，可以说，只要目前的中央政治路线不被推翻不改变，哪怕只要能坚持三年，只要中国的左翼斗争能再坚持一年，我想乌有之乡这些网站再坚持一年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中国现在左派右派的大论战，就将肯定会演变成为一场东西方文化的大论战，从而奠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基础，形成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次伟大转变再次表明了中华民族确实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每当这个民族面临亡国灭种大祸的时候，她体内那种医学家所讲的生命应急机制就会突然启动，使中华民族转危为安。我们客观地讲，胡锦涛温家宝并不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那种天神般的伟大君主，他们为什么能完成这个伟大转变呢？一方面是中国社会矛盾发展的产物，另一方面就是中华民族的应急机制在起作用。当然我们说胡温不是天神，并非是一件坏事，在当今这个政治家平民化的时代，我们产生了两个平民化的政治家，应该是中国人民的幸运，是中华民族的幸运。神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如果说农业社会的政治家是神圣的，工业社会的政治家是卓越的，那么信息社会的政治家则是平庸的，就像会计、医生一样，只是一个纯粹的分工，这是当今世界政治文明发展的大趋势。面对中国顺应世界文明发展的整个过程，总让人感觉到是冥冥中的一种安排，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个预设的过程，牛顿、爱因斯坦这些大科学家，黑格尔、康德这些大思想家，以及中国古代诸子百家，最终都认为历史是一个预设的过程，并不是我们所能安排我们所能决定的过程，甚至我们本身就是这一预设过程的一部分。人们总是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我们努力我们斗争我们奋斗的结果，其实不是。记得我小时候很顽皮，喜欢用唾沫吐蚂蚁玩，我的唾沫落到哪个蚂蚁身上，哪个蚂蚁就回不了家了，无论蚂蚁怎么奋斗都改变不了这个过程。其实我们头上也有这么一个顽皮的孩子，人类能不能回家也取决于他，我越来越相信在一点。否则你无法解释中华民族每当岌岌可危时总会突然发生伟大的转折，发生激动人心的伟大转折。这是我们讲的第八个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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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2007/2/12 0:04:22 第4楼
Re:伟大的转折——评析六中全会（一）主讲人：张宏良

第九个转变，最后一个转变就是，政治伦理大旗由单纯的金钱价值观转变为以公平正义、诚信友爱等内容组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六中全会在思想领域里的最大成就，就是放弃了金钱价值观这面大旗，恢复了先进政党应有的政治伦理。可以这样讲，在人类历史上，一个国家一个政党把金钱两个大字写入思想旗帜，作为国家政治伦理的基本准则，是从来没有过的。我们天天说美国是金钱国家，可美国的国家旗帜上写的也不是金钱，写的是平等博爱民主自由，唯有中国惟有中国共产党这些年来把金钱写入了政治旗帜，这就是所谓生产力标准，著名的猫论：“甭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可以这样讲，我国这次历史转变，能转变到什么程度，转变过程中会付出多大代价，最终得到多大历史成果，其中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就是取决于我们对旧有价值观批判的程度。价值观的转变是根本转变，是所有转变的基础。中国落到今天这种道德体系全面崩溃的地步，就是价值观转变的结果，摆脱这种状况仍然要靠价值观的转变。最主要的危害就是三个理论：“猫论”、“特色论”和“国情论”。

第一，发展目标上的“猫论”。甭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在中国本来是句骂人的话，在知识精英的炒作下，却变成了全党全国全民族的根本理论宗旨，变成了整个社会最高的道德信条，成为衡量是非对错的根本标准，结果是整个社会的道德体系全面崩溃，中国变成了伪劣假冒坑蒙拐骗的大本营。按照整个理论，一个姑娘走上社会，做工人这只猫，一个月才几百块钱；做小姐这只猫，一晚上就几百块钱，你说哪只猫好？肯定是做小姐这只猫好。于是中国进入了“无恶不作”的时代，所谓无恶不作，就是没有罪恶就没有工作，罪恶越多工作越多，今天我们才真正懂得了佛家“无恶不作”的含义。你看，我们环境毁掉了，环保产业就发展起来了；社会风气恶化了，防盗产业就发展起来了；伪劣假冒兴起了，打假产业就发展起来了，并且伪劣假冒产品越多，GDP增长就越快。总之是罪恶越多工作越多，没有罪恶就没有工作，只有罪恶才能推动工作。可以说，古今中外古往今来，公开的把金钱作为价值观的社会，只有这几十年，此外再也没有了，这就是现在不仅是官场腐败，民风也败坏了的根本原因。

第二，就是特色理论。特色理论一个最大的弊端，就是否定了人类一切文明成果，而且使我们丧失了建立权利约束机制的理论依据。几十年来一直在讨伐批判所谓“姓资姓社”的问题，一提“姓资姓社”就骂你是极左，骂你是僵化，就骂你是弱智是傻帽是二百五，以至于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姓资姓社”的问题，是只有傻瓜才会提出来的没有任何意义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是一个具有极其重大意义的问题，正是因为这个问题重要，才成为精英集团妖魔化的对象。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如果我们今天从事的是社会主义事业，就用社会主义价值观来约束它，建立一套社会主义约束体制；如果我们是搞资本主义，就用资本主义的价值观来约束它，建立一套资本主义约束体制。历史上各个社会都有一套自己的约束体制，包括封建社会也有一套自己的约束体制，封建社会之所以能够存在两千多年，就在于它有一套相当成功的约束体制。可是现在却出现了一种很滑稽的状况，我们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特色理论说我们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什么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按照标准解释，就是和资本主义有本质区别，和社会主义有原则区别，咱也不知道这个本质区别和原则区别之间到底又是什么区别，就是它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所有的约束体制都无法建立。你用社会主义去约束他，他说他不是社会主义，他和社会主义有原则区别；你用资本主义去约束它，他说他不是资本主义，他和资本主义有本质区别；结果是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为所欲为，没有任何约束，这个社会就全乱了。我们今天这个社会之所以有秩序，就在于男人是男人，女人是女人，如果现在突然冒出一批有中国特色的男人，这个社会就全乱套了，他进女厕所时说我不是男人，我和男人有原则区别；他进男厕所时又说我不是女人，我和女人有本质区别；他哪个厕所都能进，想进哪个就进哪个，那男女厕所秩序就全乱了。所以“姓资姓社”的问题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它和结婚要问是男是女的问题同样重要，我们必须明确我们建立的是什么社会，是什么社会就用什么价值观来约束它。就像马路上的行人车辆，要么向右行驶，要么向左行驶，如果说建立一套有中国特色的交通规则，也可以向右，也可以向左，那非得撞成一塌糊涂不可。所以说，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可以搞特色；但是在确定社会主义性质的问题上，不能搞特色。事物形式的发展可以千差万别各有特色，但是事物性质的确定，没有什么特色不特色的，如同男女结婚的形式可以讲特色，但是男女结婚的性别确定，绝不能搞特色，男人就是男人，女人就是女人，不能出现性别不确定的特色男人或特色女人。特色理论是导致目前中国社会道德混乱的一个根本原因，大家都在讲特色，国家讲特色，单位讲特色，个人就也跟着讲特色，世界上再也没有固有真理和统一规则了。看看现在的中国，没有一个行业一种产品不造假，所有行业都在制造有“特色的产品”，除了小商贩小老板还知道廉耻是在偷偷造假之外，城市大老板无一不是公开造假，去大商场看看就知道了，全世界都知道是中国服装出口欧美发达国家，可是中国所有大商场都铺天盖地的在销售欧美原装的进口服装，甚至大批的手工针织品都说是欧美原装进口，进入大商场你才知道中国已经发达到让美国妇女给我们织袜子了。大家都在骂有毒食品，其实农村的偷偷造假说明还有道德还有希望，城市的公开造假则说明这个民族已经廉耻丧尽了。

可见，民间道德的丧失，个体行为的紊乱，是一个国家政治伦理混乱的结果，制度如渠，百姓如水，渠道怎么设，水就怎么流，不纠正国家的政治伦理，就不可能重建社会的道德体系。中国老百姓本身并没有问题，那些知识精英们总是骂中国人素质低，还拍了个《河殇》专门贬低中国人，说中国黄土地上产生的“黄色文明”，天然就是劣等文明，唯一出路就是让西方“蓝色文明”来替代它。其实中国的问题是在精英而不是在百姓，中国老百姓的文明素质没有问题，看看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就明白了。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毛泽东，我也可能会认为是中国人有问题，鲁迅那么伟大都错误地认为中国人有问题，像《阿Q正传》就是说中国人有国民劣根性的，有了毛泽东我们才知道中国人并不差。就精神风貌和道德风尚来说，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是世界学习的榜样，和今天正好相反，今天的中国人是全世界道德风尚的反面教材，无论走到世界什么地方，都会看到简体中文的道德提示，有个世界著名的华裔女作家韩素音，她在72年、74年的北京观感中，赞扬北京无私助人的社会风气超过西方任何一个城市，由于她是拥邓反毛否定文革的作家，不可能为文革涂脂抹粉，所讲的北京状况应该更加真实。再就奉献精神和牺牲精神来说，中国人表现的更是感天动地，就说朝鲜战场，当时美国人打败天下无敌手，单挑两个法西斯国家全都踩在脚下，绝对是“东方不败”，可是却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打的焦头烂额，以拍战争片闻名世界的美国好莱坞，拍尽了历史上所有战争，可是直到今天就是不拍朝鲜战争，为什么？因为败军之将难以言勇。所以说中国人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中华民族无论在哪方面都没有问题，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几十年逼良为娼的结果，是逼良为娼的文化、逼良为娼的体制，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大酱缸，无论放进去什么，捞出来都是臭烘烘的。

特色理论本身就已经形成了一种淘汰好人的机制，再加上要做明白人干实在事的口号，事情就更荒唐更极端了，最终对中华民族文明形成了毁灭性打击。中华民族历来讲究要做好人干好事，毛主席就经常讲做人要“做一个高尚的人，做一个纯粹的人，做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做事要“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辈子为人民服务”。后来却统统变成了做明白人干实在事，可什么是明白人到现在也没下过一个定义，于是社会就理解为吹牛拍马投机取巧坑蒙拐骗就是明白人；贪污受贿，白花花的银子最实在，所以只有捞钱才是实在事，其它都他妈是虚的，整个社会一下子就滑落到道德崩溃的地步，滑落到郎咸平所讲的“人类历史上最野蛮、最黑暗、最腐朽的时代”，可能大家会感觉郎咸平的话过激，感觉我讲的也过激，其实并不过激，大家对照一下历史就会发现，郎咸平讲的完全是客观事实。从西周开始到现在，哪个朝代能腐烂到如此地步，历朝历代的腐败都有个共同特点，就是腐败仅限于政治领域，只是政治腐败官场腐败，老百姓的民风一直都是很纯朴很健康的。人们往往把隋末看作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时代，但隋末也只是官场腐败，民间的伦理体系仍然很强大很干净，包括国民党后来败退大陆前夕，也都没有腐败到民间。可今天我们却是整个社会肌体的普遍腐烂，这种社会肌体的普遍腐烂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其实政治腐败并不可怕，政治腐败好解决，就像一个人长了病，无非就是两个办法，一是保守疗法——改革；二是外科手术——革命；对于政治腐败改革不行就革命，解决起来比较简单。中国现在这种社会肌体的普遍腐烂却很麻烦，麻烦之处就在于它能把任何改革和革命都变成负数，变成社会的灾难，可怕的地方就在这里。所以这个特色理论必须要批判，特色理论已经成为干一切坏事的借口了。最初公开指出这一点的，还不是大陆人，（大陆人怎么了？好事都不是大陆人干的，你看这次批判右派也是郎咸平干的），而是香港人，是当时担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的史美仑女士，她针对中国股市的肆意欺诈讲到：“邓公的中国特色本来是个好东西，现在却成为干一切坏事的借口了”。所有的坏事都只有一个解释：中国特色！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为什么？中国特色；伪劣假冒坑蒙拐骗，为什么？中国特色；操纵股价会计造假，为什么？中国特色；诈骗被抓不赔偿，为什么？中国特色；领导看谁不顺眼扫地出门，为什么？中国特色；扒别人房子不给钱，为什么？中国特色；总之，永远都只是一句话：中国特色！回顾近三十年的发展，几乎所有的贪官污吏流氓恶霸面对老百姓最常用的借口，就是中国特色这四个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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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2007/2/12 0:05:10 第5楼
Re:伟大的转折——评析六中全会（一）主讲人：张宏良

第三，就是所谓的“国情论”。中国历史上曾经有三次“国情论”。第一次是慈禧太后老佛爷的“国情论”，当时搞洋务运动，针对西方的社会制度，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基本路线，认为西方制度不适合中国国情，结果怎么样呢？差点儿亡国灭种。第二次是蒋介石的“国情论”，认为共产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结果是天下丢在了共产主义者手中。这是第三次“国情论”，认为今天西方国家的文明和进步不符合中国国情。如果说特色理论是干尽一切坏事的借口，那么国情论则成为拒绝当代所有人类文明和进步的借口，什么人权不符合中国国情，民主自由不符合中国国情，公费医疗不符合中国国情，免费教育不符合中国国情，福利住房不符合中国国情，总之，凡是好东西都不符合中国国情。这实际上是把中国共产党，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把中华民族放到了世界被告席上。道理很简单，国情论的前提，就是承认对方是正确的，只是不符合中国国情，对其它国家都是适合的。说人权不适合中国国情，完全是对中国人民的侮辱，也是对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世界人民的敌视。人权是没有国界的，别说人权问题没有什么国情不国情的束缚，即便是真的有国情的束缚，人类宁可改变国情也要追求自由和幸福。人类物质上追求幸福，精神上追求自由的天性，是任何力量都改变不了，即便是国情也改变不了。我们现在用国情论把自己放到历史被告席上，在价值观上判了自己的死刑，结果让美国的价值观一下子统帅了世界。在政治文化层面上，中美关系完全颠倒过来了，中国由人权的原告变成了被告，曾几何时，毛泽东时代中国大民主的人权观念横扫整个西方世界，那时候是西方讲国情，认为中国的东西不符合西方国情，现在怎么倒过来了？同样很简单，那个时候中国广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人权的确超过西方国家，后来的中国人民别说人权了，连动植物的权利都没有了，过去用草菅人命来形容恶官，意思是把人看的和草一样的贱，现在的老百姓已经连草都不如了，草还有个保护法还有个植树节，可是中国老百姓有什么？连西方国家工人100多年前争取到的罢工自由都丢了，西方国家工人争取到的“五一劳动节”，在中国都变成了“五一老板节”，看看前些年的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几乎清一色的都是老板，为什么？因为邓小平说了，我们国家所有的人都是劳动者，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老板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既然老板和工人都是劳动者，人家老板比你工人重要，属于先进生产力，五一劳动节自然就变成五一老板节了。中国政治伦理堕落到这种地步，如何不在价值观上成为历史被告！

在此需要强调的是，我们批判国情论，不是像民运派那样要搞什么西方式的民主人权，而是要重建远远高于西方集团民主的社会主义大民主，把人权由集团内部推向全体百姓。可以这样讲，当今世界关于人类价值观的选择和斗争，将主要表现在两个国家之间的斗争上，中国和美国。过去20世纪影响世界半个世纪的是这两个国家，今后21世纪影响世界的，还是这两个国家。许多人总是认为中国的GDP很小，不足以影响世界，其实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主要是价值观方面的，无论正面还是反面都是如此。可以这样讲，今天发展中国家的悲剧主要是来源于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是中国对发展中国家一度的背叛，导致了发展中国家今天的悲剧，多哈会谈就是典型，本来2000年要谈成的东西，到现在多谈了六年还是谈不下来，就是因为发展中国家一盘散沙，缺少了中国这个政治领袖。当初中国要搞现代化，在精英们的鼓噪下，中国改变外交路线，抛弃穷兄弟，只交富朋友，结果是富朋友没交住，穷兄弟也丢了，中国变成了孤家寡人，联合国一开会就投弃权票，成了弃权专业户，自己和穷兄弟都遭受到巨大损失。这一次好了，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标志着中国又回归到发展中国家的穷兄弟当中了，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和非洲兄弟又连在一起了，这是中华民族命运的一大转折点，是毛主席生前摆好的一局大棋活棋，中非论坛标志着我们又回到毛主席生前设立的国际战略框架中来了，所以我们说它是伟大转折，的确是只能用伟大转折才能形容。我们换个思维方式来看中非论坛，也能看出它对美国对西方国家巨大的制约作用，按照中国古代“五行”说，东方是木，西方是金，南方是火，北方是水，中间是土。五行中是金克木、火克金，金克木如同狼吃羊一样是天然的秩序，这是冥冥中注定的，注定了西方征服东方征服中国，而中国不可能单靠自己力量去征服西方，如同木不可能反过来克金，羊也不可能反过来吃狼一样，木头是不可能砍斧子的。那中国怎么办？毛主席一代大佛，给我们留下一套三个世界理论，就是以火克金，这绝对是个法宝啊，可惜我们后来丢掉了。现在我们正在重新拾起这个法宝，以火克金，有两把火，一是非洲这把火，二是伊斯兰这把火。21世纪中华民族就要借助这两把大火，同以英美为代表的盎格鲁—萨克孙族群展开历史大较量，由较量形成平衡，由平衡形成合作，在合作基础上双方携起手来在共同整合东西方文化，共同创建地球村的合理规则和和谐文化。世界上只有中美两个国家能完成这一任务，因为只有这两个国家进行过解放全人类的教育，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天天讲“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现在决定美国政策的新保守主义，也在天天讲全世界的自由民主；世界其他国家都没有这样的教育，只有中国和美国，在进行地球村的教育，进行全球一体化的规划整合。并且这两个国家都已经具备了创建新文化的能力，都有一只脚已经跨入了新的历史时代，毛泽东的中国，第一次在理论上系统阐述了与未来社会相适应的大众政治文化，并在文化大革命中进行了初步实验；现在的美国则已经在制度上开始实践大众政治文化。这两个目前表面上十分敌对的国家，在带领人类社会实现向大众政治文化过渡的过程中，却是相反相成，配合的相当好。经常有人对我说，现在不要提文化大革命，最好是把文革绕过去，我说不能绕过去，这是知识产权问题，美国现在搞的大众政治，知识产权是我们的，为什么要绕过去？我们的知识产权丢的还少吗？四大发明的知识产权，全世界都在用，到现在也没收回过一分钱，这次大众政治的知识产权我们不能再丢了，人类正在进入大众政治、大众经济，大众文化组成的大众时代，这个知识产权是我们的，是我们文革期间创造的。这几十年就是丢了这个知识产权，讲国情论，自己创造的东西却说不适合自己，结果把自己弄成了背离世界文明进程的历史被告。可以说，大众政治取代集团政治，已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从现在集团政治的全面腐败和腐烂，也从反面说明它已经走到头了。精英集团讲的什么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完全是胡说八道，台湾是民选政府，可是它的腐败远远超过大陆，意大利三届总理，361个内阁成员全都是腐败分子，那可是欧洲最自由的国家。今天的腐败已经不是集团内部权利制衡能够解决的了，它反映了集团政治时代将要结束了，将要成为历史了，人类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的任务，集团政治曾经是伟大的，曾经在几百年里给人类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现在它应该退出历史了。就像穿衣服一样，一到冬天我们的西服就要换成羽绒服，不是说西服不好，是季节变了，我就得换上羽绒服。人类政治模式也是这样，时代变了就得随着变。我们反对那些右派精英的政治改革主张，也是因为这个道理，既然集团政治已经被淘汰了，我们干嘛再要去走一遍呢？我们这二十多年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课补的还不够吗？还不够痛苦不够悲惨吗？还要再去补资本主义集团政治那一课？那不是自己找着亡国灭种吗？毛泽东曾经实验的、美国现在正在发生的大众政治，才是我们政治改革的正确方向。现在想起来，毛泽东啊真是伟大预言家！老人家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只是生命是有限的，老人家感觉到来不及了，又不想让中国人走太多弯路，所以搞了文化大革命，想以此告诉人们一些东西，如同父母对孩子一样，明知道孩子不高兴，但是为了孩子的前途，也要约束孩子去上学。如果没有美国今天客观上的实践，我们也不知道文革是对的；同样，如果没有文革，我们更不知道美国今天变化的历史意义。现在我们知道了文革并不是乌托邦，如同现在这个乌有之乡，虽然叫乌有之乡，可并不是真的乌有，而是实实在在的存在。好了，关于伟大转变的内容，就说这么多。

二、伟大战略转变的意义

谈到这次伟大转折的意义，我把它概括为是三个回归，第一是中国共产党阶级性质的回归；第二是中国改革历史性质的回归；第三是向人类政治文明进程的回归。下面分别讲述：

第一个回归，是中国共产党阶级性质的回归。

它巩固了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阶级性质，粉碎了把中国共产党变成社会民主党的政治企图。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到九十年代初是各国共产党向社会民主党转变的时代，共产党纷纷改成了社会民主党。我们很多同志批判是戈尔巴乔夫造成的，但并不完全是戈尔巴乔夫造成的，还有一个人没有说，是谁？对，就是下面那个同志讲的邓小平。为什么呢？正是六四那一枪打掉了共产党的合法性，在东欧苏联老百姓心里打掉了共产党的合法性，当时整个苏联东欧的报纸全部沉寂了，不知道该怎么表态，如果和西方国家一起骂社会主义中国？觉得不符合共产党的立场；如果赞扬对老百姓开枪，觉得也不符合共产党的身份。经过整整半年鸦雀无声死一般的沉寂，最终火山般猛烈爆发了，苏联东欧那么多国家的共产党，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争先恐后的全垮了。所以说，是中国打响了苏东事变的第一枪，我们应该客观看待这一枪，正是这一枪打出了一个戈尔巴乔夫，使他改变了社会主义立场，解散了苏联共产党，导致了人类历史上的一场巨变。现在网上广泛流传着一个东西，就是所谓政治遗言，真假我们不知道，里边有两个东西最值得注意：一个是政治遗言里讲，将来有机会把中国共产党改名为社会民主党，所谓争取历史主动；另一个是政治遗言里讲，将来有机会要对毛泽东重新评价，所谓重新评价就是全面否定，并且说中央曾经还有个将来要对毛泽东重新评价的决议。这个所谓政治遗言流传十分广泛，据说还有一帮老家伙上书胡锦涛，要求执行政治遗言，公开中央五中全会决议，把毛泽东像从天安门上摘下来。这完全是坑害胡锦涛，激怒老百姓，现在你不摘毛主席像，老百姓还有个希望，哪怕是虚幻的也是希望，你摘掉之后他就彻底绝望了，社会非出大问题不可。

网上流传的关于共产党改名的政治遗言是真是假，我们不知道，不过后来的三个代表，倒确实有些像社会民主党的主张，这也是到现在对三个代表始终不加解释的原因，三个代表提出要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却始终不指出哪些是中国的先进生产力，哪些是中国的先进文化，为什么不解释不明确？党的指导理论应该堂堂正正，内容明确，为什么要像男女恋爱或黑道暗语那样“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其奥秘就在于它偷换了一个概念，偷换了一个先进生产力的概念。马克思讲工人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并不是根据生产过程中作用的大小，而是根据工人阶级的历史性质和发展要求来确定的，他这个阶级大公无私，他的阶级利益的实现能够消灭一切阶级和一切剥削，是从这个角度把工人阶级定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马克思的智商并不比我们低，不可能不懂得管理人员和知识分子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更大，可是我们偏偏认为我们比马克思智商高，认为生产过程中管理人员和知识分子的作用比工人大，因此他们才是先进生产力代表，但是又不好公开说，所以便成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理论，公开说出来共产党就变成社会民主党了。可以说，偷换先进生产力的概念，是在思想路线上，由共产党向社会民主党转变的标志。在组织路线上，向社会民主党的转变主要是三个步骤，第一步是提出共产党员带头致富，本来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现在都变成富人了，党员就有了自己的特殊利益，据统计现在这个富豪中三分之一是党员。第二步是允许资本家入党，不是像民主革命时期那样放弃资本家身份入党，而是带着资本家身份入党，这样一来，资本家进来工人出去，党的成分变了。第三步是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的董事长和党委书记由一人兼任，党的性质开始变化了。董事长是资方代表，党委书记是工人阶级先锋队代表，这俩职务由一个人兼任，就由工人阶级先锋队变成资本家先锋队了，所以党委书记和董事长由一人兼任是个质变，是由共产党向社会民主党的质变。这样搞对共产党很不利的一个方面，就是把共产党推向了矛盾第一线，推向了人民的对立面。我们今天讲中国遭受的危害都是来自精英集团、来自官僚买办集团以及汉奸集团，可一般老百姓却不这么看，老百姓不管你这派那派这集团那集团，在老百姓看来，所有这一切就是共产党干的。这就使精英集团达到了一石双鸟的作用：一方面他们打着共产党的招牌抢劫百姓，大家看看前些年扒房子的，都是武警加推土机，用国家专政机器为私人开发商服务，这是古今中外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另一方面又在积极准备金蝉脱壳，把一切罪名都按在共产党的头上，为最后打倒共产党作好准备，这个一石双鸟特别恶毒。所以说，这一次党的阶级性的回归具有重大意义，它粉碎了把共产党变成社会民主党的政治企图。

可能有人会说，换成社会民主党有什么不好，其它国家不都换了吗？我说中国不行，中国不能换，为什么？一是有共产党无产阶级先锋队这块招牌，你就有个为穷人说话的根据，一旦公开挂出富人政党的招牌，你连个说话的根据都没有了。二是共产党这块牌子一丢，各种政治力量群雄并起，中国的内外矛盾全面爆发，谁最倒霉？老百姓最倒霉！中国老百姓根据切身经验总结出一句话：“宁做太平犬，不做离乱人”，他宁做太平时期的狗也不愿意作乱世中的人，因为乱起来老百姓最倒霉。特别是目前中国面临被国际垄断资本和国内买办集团内外瓜分的情况下，只有中国共产党能把大家拧在一起，如果共产党垮台的话，老百姓更倒霉，中国更没有希望。大家要看清楚，今天中国要打倒共产党的所谓民主派，和苏联东欧的民主派完全不同，苏联东欧的民主派并不是既得利益者，在利益上和老百姓是一致的，能够反映老百姓的部分要求，所以他上台以后没有把老百姓的福利给推翻。而中国的所谓民主派大部分是由精英集团、买办集团和汉奸集团组成，他们都是既得利益者，他们要改变共产党的目的是感觉共产党妨碍了他们的抢劫，现在共产党还存在就把国有资产几乎抢光了，如果共产党垮台的话肯定会连老百姓的财产也一并抢光，到时候强势集团和弱势群体同时走上极端，天下大乱，中国就完了。中国今天社会的资源基础、经济基础和组织基础已经极其脆弱，经不起任何动乱了，包括革命都失去了积极意义，就像一个极度衰弱的患者，已经承受不了任何手术了，所以唯一的选择就是恢复和巩固共产党的阶级性质。这不单纯是在为共产党辩护，更主要的是在为老百姓辩护，只要以中国老百姓的利益为根本来看问题的话，就会看到这次共产党阶级性质的回归，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是中国老百姓的福音。至于大家经常讲的什么多党制衡权利监督等等，则属于另外探讨的一个问题。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一党制和两党制并没有什么根本区别，美国的两党制就民主了？那不过是推出两个流氓来让你挑一个，你只有选择其中一个流氓的民主，而没有选择不选择流氓的民主，这是什么民主？这就叫集团民主，是在两个流氓之间选择的民主，和老百姓并没有多大关系。我们中国要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我们中国要建立的自由民主，绝不是美国那种两个流氓选一个的民主，而是包括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大自由大民主。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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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2007/2/12 0:05:53 第6楼
Re:伟大的转折——评析六中全会（一）主讲人：张宏良

第二个回归，是中国改革历史性质的回归。

六中全会意味着中国真正的改革开始了，我们以往的所谓改革，根本不是改革而是抢劫，是典型的还乡团回来了。大家打开历史看看，古今中外的改革，它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扶弱锄强、劫富济贫。纵向看中国历史上的改革，从战国时代商鞅变法到最后清朝戊戌变法，期间潮起潮落无数次改革，其共同的特点就是扶弱锄强，抑制和打击社会的强势集团；横向看世界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改革，所有国家改革的共同特点就是劫富济贫，通过政府的转移支付功能，把富人的钱拿来给穷人。可是当代中国的改革却相反，是扶强锄弱、劫贫济富。六中全会开始把扶助弱势群体作为制定政策的出发点，从而恢复了改革的历史性质，使中国的改革汇入了世界改革的大潮之中，真正的改革将由此开始。以往中国改革最大的弊端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反向改革，二是人为的制造一个强势集团，三是断子绝孙的资源毁灭式发展。下面我们具体谈一下这三个方面。

第一是反向改革，它不是把富人的钱拿来给穷人，而是把穷人的钱拿来给富人。你看，富人在国内特区经营实行免税，富人出口经营实行退税，穷人摆个地摊都要纳税；富人开汽车国家给补贴，穷人骑自行车向国家买税牌；富人贷款穷人存钱，所以就收利息税；甚至纳税方法都不一样，富人所得税是主动申报，穷人则是工资扣除，等等。结果改革变成了少数人掠夺多数人的代名词，老百姓一听改革就打哆嗦，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恐怕再也没有比改革这个名词更让老百姓恐惧的了，特别是朱镕基上台以后，提出了“砸三铁”的口号，“以铁面孔、铁手腕、铁心肠，砸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开始了更加全面剥夺老百姓的综合改革，老百姓的悲惨命运开始了：用工制度改革把工作拿走了；住房改革把房子拿走了；医疗制度改革把公费医疗拿走了；教育改革把免费教育拿走了；等等所有这些改革，把老百姓剥夺得干干净净。并且最后把剥夺老百姓作为GDP增长和金融安全的主要依靠，对老百姓剥夺的越干净，老百姓对明天的预期就越悲观，就越是只存不取的拼命存钱；老百姓越拼命存钱，金融就越安全，少数官僚富豪就越是肆意侵占银行资产；银行不良资产越多，就越需要老百姓存更多的钱；要让老百姓存更多钱，就必须对老百姓更大规模的剥夺；从而形成一个双重循环，对强势集团是良性循环，对老百姓是恶性循环。很多国外经济学家不理解，为什么当初日本韩国金融不良资产不到17%就爆发了金融危机，中国金融不良资产超过40％却很安全，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老百姓不提钱，他不知道明天是死是活，不得不存钱。用铁手腕砸铁饭碗，迫使老百姓不敢花钱，这是连希特勒、东条英机都不敢提的口号，怎么能用铁手腕对付这老百姓呢？老百姓是人啊，他总得吃饭啊，你砸了铁饭碗他吃什么。总结发达国家的基本经验是什么？就是铁饭碗，大锅饭。我们引进的日本结构工资制度，不就是铁饭碗大锅饭吗？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不就是保障铁饭碗大锅饭吗？正是有了铁饭碗大锅饭，大家都有饭吃，西方发达国家才结束了几百年的动乱，实现了繁荣发展。就拿资本主义美国来说，不仅要有大锅饭，还要把富人锅里的东西拿过来给穷人，美国也有类似中国一样的“特区”，区别只是我们搞得是富人特区，美国搞的是穷人“特区”，穷人想创业，由中小企业管理局和国家政策银行提供帮助和贷款，如果成功了，你就去自己干；如果失败了就拉倒，贷款也不用还，没有任何负担。美国也有一系列退税制度，但都是对老百姓退税：老百姓买房子了，退税；孩子考上大学了，退税；不像我们这里只给富人退税。

我们的反向改革把整个人类文明制度完全给颠倒过来了，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和立法扶强锄弱、劫贫济富，使财富不断向少数人手里集中，用了二十多年时间完成了西方二百多年的原始积累，把一个共同奋斗的光明中国迅速变成了一个贫富极其悬殊的黑暗国家，最近有个数据大家都很震惊，世界银行报告，中国0．4% 的人口掌握了70%的财富，美国是5% 的人口掌握60%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世界第一，成为世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超过了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这种财富向少数人手里的迅速集中，在把每年国民经济百分之十的增量全部拿走后，还对现有的存量进行残酷的剥夺，从而出现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现象，就是工资倒着走，与经济增长形成剪刀差，如深圳工人工资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800多元降到了现在的300多元，工资下降速度之快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之快同样惊人，这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我们是用国家力量强迫中国人民中国工人阶级中国农民经历了一次原始积累和经济大危机的悲惨过程，中国老百姓付出了难以想象的巨大代价：三千万下岗，六千万职工丧失国有企业身份，九千万民工没有城市待遇甚至被拖欠工资，七千万股民投资80%血流成河的亏损，1.6亿丧失土地的农民绝大部分没有得到补偿，老百姓60%到80%的患者因看不起病而死在家中。所有这些现象，都是当初马克思主义革命和资本主义改革的起点，在我们这里却成为改革的结果。你说这算什么改革？所以我说六中全会才是中国真正的改革，是解决上述弊端的改革。

如果中央的政治路线不被推翻不改变的话，按照正常的发展规律来讲，从明年开始到未来的三的五年内，中国将会出现一个老百姓收入的爆炸式增长期，不仅是因为过去欠账太多，也是中国经济增长所必需的。中国持续数年高积累率形成的巨大产能开始释放了，那么多条生产线开始向市场喷吐产品了，必须让老百姓兜里有钱才能消化这些产品，这也是这次战略转变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和日本经历了同样时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日本三十年经济增长工资超过了美国，我们现在工资是美国的4%，制造业只相当于美国的2.9%，如果再加上美国福利保障因素，中国工人收入连美国1%都达不到，如果单就收入比重来讲，目前工人收入是共和国历史上最低的时期，并且不是增长速度落后，而是收入倒着走，不仅是相对下降，弱势群体的绝大部分是绝对下降。过去我们经济学批判资本主义的什么相对贫困化、绝对贫困化，现在全都循环报应在我们自己身上了。如果说其中有些代价是不可避免的，是探索过程中的失误，那么同样有很多代价则是根本没必要的，完全是一种有意识的抢劫，中国股市就是典型。中国股民投入股市约3万亿资金，创造了中国一个新兴产业，养育了三十万证券从业人员，为国家提供了两千多亿税收，为企业同样提供了数千亿资金，七千万股民自己损失血流成河，几乎被欺诈干净。这个期间国家经济高速增长，财政增长又超过经济增长，有什么必要去骗老百姓的血汗钱！胡温新政开始，老百姓刚刚有了一点盼头，精英集团操纵中国证监会又搞了个股权分置改革，把他们瓜分到手的成本不足三毛钱的国家股法人股，拿到市场上和老百姓手里15元的股票一起卖，你说老百姓还不是死定了，这完全是拿国家信用坑害老百姓。当初公众股之所以能够15元卖给老百姓，是因为你保证那三分之二的国家股法人股不上市流通，老百姓15元买的就是你这种国家的承诺，股票作为信用产品本身就是由承诺组成的，你现在承诺改变了，股票就不是原来那个股票了，你就要赔偿损失，至少应该把钱退还给老百姓。就像我到商店买的是电视机，无论你商店情况怎么变化，也不能最后给我一个收音机，就算给收音机也得把差价退给我。可我们就是强行规定成本3毛钱的国家股法人股和成本15元的公众股，一起拿到6元钱的股市上去流通，还规定如果低价卖只能卖给外国人，不能卖给那些亏损严重的股民。为什么这样干？原因很简单，卖给股民它是按比例打入个人账户，中间任何人捞不到好处；卖给外国人则是谁给我好处多我就卖给谁。什么叫买办经济？这就是买办经济。买办经济的特点，就是对个人好处大，对国家害处多。中国毁就毁在买办这个东西上了。为什么那么多官僚把中国核心企业卖给老外？他不知道危害国家吗？中国官僚是知识化程度最高的一个集团了，他完全知道对国家的危害，为什么还要干？完全是个人利益决定的。现在有种错误的说法，就是把许多坏事都说成是为了地方利益部门利益，其实完全是为个人利益，这次国家股法人股不能卖给老百姓，就纯粹是为个人腐败创造条件，没有任何部门利益问题。在这里也可以看出，精英集团和官僚买办集团的利益，已经和国家利益形成了根本对立。

谈到有关部门利益问题，我想提醒大家注意，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很让人担心的苗头，就是右派正在把斗争矛头引向国有大型企业，最近关于特殊利益集团的问题响彻云霄，整个社会在讨伐，这是需要警惕的现象。为什么呢？把中华民族推向灾难边缘的，不是国有大型垄断企业组成的利益集团，而是瓜分国有资产和百姓资产的那个利益集团，我们把他称为精英集团或官僚买办集团。一定要把中国这两个利益集团区分开来，由精英集团和官僚买办集团组成的特殊利益集团，是建立在国有资产私有化基础上的特殊利益集团，它正在把中国人民剥夺干净，把中华民族推向毁灭，它同中国人民的矛盾是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大型国有垄断企业组成的特殊利益集团，是建立在国家利益部门化基础上的特殊利益集团，这个集团的问题好解决，国外制约这个集团的各种方式已经十分成熟，比如用价格听证会的方法剥夺其单方定价权等，所以它不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太大危害。真正给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带来危害的是把国有资产私有化的那个集团，也就是精英集团或买办集团。这个主要矛头千万不能转移，否则一旦按照他们的利益去解读六中全会，中国又要走许多痛苦弯路。把矛头引向国有大型垄断企业的结果，就只能是把最后这９９个超大型国有企业也彻底瓜分掉，瓜分掉就没有垄断了，他们就是这个逻辑，这是千万要警惕的大问题。我感觉乌有之乡最近就做得比较好，对高尚全等人对六中全会的歪曲解读进行了有力狙击。围绕着六中全会的解读，将会是下一步的主战场，就像毛主席讲的各个集团都在用自己的世界观来改造这个党一样，现在右派精英集团也在试图用他们的语言、用他们的思想、用他们的利益，来解释这个六中全会决议。不过他们的目的很难得逞，扶助弱势群体的大旗已经打出来了，而且这次中央已经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锁定在和谐社会上了，公报讲“和谐社会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属性”，你不可能再作别的解释了，它已经锁定在和谐社会上了。只是下一步就该争论谁是不和谐因素了（听众笑），一定要明确，瓜分国有资产的精英集团本身就是最大的不和谐因素，这个问题我们下面再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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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伟大的转折——评析六中全会（一）主讲人：张宏良

第二，通过权利市场化，人为制造出一个新的豪强集团即强势集团，这是中国最大的悲剧。中国历史的基本政治经验，就是要抑制豪强集团，这是中国历代天下大治太平盛世走出来的基本经验。中国历史上之所以会有三分之一的分裂时期，几乎无不与豪强集团的发展有关，豪强集团的发展往往就是两种结果，要么是军阀混战，要么是逼民造反，无论哪种情况都会造成老百姓的深重灾难和中华民族的长期衰弱。所以中国老百姓特别痛恨这个集团，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根本原因，皇帝当权，老百姓还有口饭吃，出现豪强集团，老百姓连命都不知道要扔在哪里。历史上每一次豪强集团的兴起，都是长久的社会大灾难，所以中国历代改革的主题都是抑制打击豪强集团，整个一部中国政治史，就是如何整治豪强集团的历史，包括后来的毛主席在内，都在探索抑制豪强集团的方法。可是我们却在改革过程中人为的创造了一个豪强集团，并且还是历史上最疯狂最残暴最野蛮的集团，这或许是中国21世纪最大的悲剧根源，只要抑制不住这个集团，中国的大灾难就很难避免。毛主席在探索中国式的权利制衡机制过程中，为了防止在此之前出现新的豪强集团，便采用了股市中一个常用术语，就是用时间换空间，采用几年一次的群众运动，不断的冲击官僚机构，把贪官污吏的腐败成本调节的很高，把腐败的收益几乎调节到了零，在升官发财之间设置了一条鸿沟，升官不再意味着发财，这就是贪官污吏提起群众运动就恨的咬牙窃齿的原因。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实际上已经找到了一个中国式的权利三角框架，就是把地方官僚集团同时置于中央集权和群众的双重制约之下，形成一个类似西方国家那种政府、资本、劳工三角形的权利三角制衡，为了让最弱的老百姓这一角能发挥出权利制衡作用，便赋予老百姓四大自由，把“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写入宪法。这是一个比西方国家中集团之间三权分立更伟大的政治框架，是中国人民对人类政治文明的伟大贡献。

可惜主席一死，疯狂的阶级报复重新把老百姓踩在脚下，由精英集团和买办集团组成的强势集团迅速崛起，先后打出了两个旗号，最初打出的是“放权让利”的旗号，对上摆脱了中央的控制，对下摆脱了老百姓的制约，并且形成了对国家和老百姓的两头剥夺，最大限度的把一切权利和资源控制在自己手中，整个改革过程就是一个权利和资源向强势集团手里集中的过程，在控制了所有权利和资源以后，又打出了“市场化改革”的第二个旗号，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则，一方面大肆抢劫国有资产，另一方面把一切公共资源公共权利在市场上直接买卖，以至于权利的买卖成为市场体系中最大的市场，医院和学校这两个自古以来的福利行业成为最大的暴利产业，法律这个维护人类正义的手段成为最大的作恶工具。这个集团的巨大能量超越了历史上任何一个集团，因而敢于突破历史上任何一个集团所不敢突破的道德底线，面对这样一个无所不能无所不为的庞大集团，当时中央还想用“以德治国”的口号控制它，可以说这个口号抓住了根本抓住了要害，道德为本，法律为用，法律是强制贯彻社会道德的工具，失去了道德的法律，只能成为作恶的工具。为什么现在的贪官污吏那么热衷于立法？各种各样立法的要求雪片般飞向人大常委会？就是大家都发现了立法是发财的最好方式，哪里立一个法哪里就肥一块肉，这就是精英集团大谈以法治国的奥妙。当时中央针锋相对的提出以德治国，就是想约束这个集团。可是“猫论”的价值观限制了以德治国，只要国家还打着金钱的旗帜，个人道德就不可能建立起来，一个社会宏观微观的价值观是统一的，是不可分裂的，所以“以德治国”还未来得及实施，就昙花一现的失败了。现在胡温新政开始了一个伟大转变，但是让人最为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胡没有自己独立的政治力量，一个政治家，一个政党，一个政治派别，要提出新的政治路线，就必须要有贯彻自己政治路线的政治力量，就像毛主席说过的那样“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没有独立的政治力量，新的政治路线就失去了依靠，胡现在没有这个东西，这是最让人担心的。所以现在特别需要广大老百姓支持新的政治路线，一起维持目前这个政治格局，就目前来说，形成中央和百姓直接结合的沟通媒体就是网络，中央和百姓通过网络媒体直接结合，是目前中国政治一大特点。好像中央也接受了这样一个媒体沟通的格局，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去年和今年两届人大的记者招待会，温总理一出来都是首先谈网络，绝口不提其他媒体。今年记者招待会，总理刚一落座，还没等记者发问就先向广大网民表示感谢。可以说在中国，政治家说话都是有指向的，这个政治信号说明了网络已形成了中央和百姓之间直接沟通的渠道，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沟通渠道，全力支持中央新的政治路线，我坚持认为，这是中华民族最后一次机会，是实现中国人民利益不流血转变的最后一次机会。只要胡温新政失败，中国肯定会出现大流血、大动荡、大分裂、大灾难，无论最终结局怎么样，最遭殃最倒霉的肯定是老百姓，受创伤最重的将肯定是中华民族。现在中国社会矛盾已经达到了极端，就像晚清大思想家大诗人龚自珍大呼的那样：“亡国灭种的大祸就要临头了！”其标志就是：“官无廉官，吏无能吏，兵无勇士，军无良将，民无良民，甚至盗无侠盗。”这是龚志珍的原话，后来的历史完全印证了龚自珍的泣血呼号，我们这个民族在鸦片战争中差点儿亡国灭种。按照龚志珍这个亡国灭种大祸临头的标准来看，我们今天是不是都够了？官场腐败吏治腐败就不说了，就说最后两条，你看我们今天还有良民还有侠盗吗？别说水泊梁山那样的侠盗没有了，就连美国意大利那样的黑道都没有了，就拿绑票来说，我们现在是付了赎金照样撕票，理由是害怕暴露，连黑社会都具有了中国特色，不再遵守什么黑道的规矩了。像这样付了赎金还撕票的黑社会，放到美国等西方国家，包括放到香港台湾，根本就不需要警察去管，单是黑社会就把它灭了，因为这样干是在砸黑社会大家的饭碗啊。所谓盗亦有道，盗的堕落是社会最后的堕落，政治堕落还可以落草为寇，现在连盗寇都堕落了，也就走投无路了，也就达到极端了，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有人讲，老百姓有饭吃就不会出问题，我说这是农业社会的逻辑，农业社会的逻辑就是只要老百姓有饭吃就不会闹事；工业社会的逻辑，和农业社会的逻辑刚好相反，不是没饭吃才闹事，而是有饭吃，吃不好就闹事。所以马克思讲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引起生产关系变革，而没有说生产力萎缩到一定程度，老百姓穷到极点才革命。无论是革命还是暴乱，农民社会和市民社会的逻辑是不一样的，农民社会只有在厨房里没有东西的时候才会造反，市民社会是东西到了餐桌上吃不公平的时候才会掀桌子造反，这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造反逻辑。我们现在面临的就是市民社会的逻辑，市民社会对豪强集团的容忍程度是远远低于农民社会的，何况还是历史上最疯狂最残暴最野蛮的豪强集团！这就是我说的中华民族最后一次不流血的机会，就像国际歌上唱的，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只要能闯过这一关到达明天，我们中华民族就前途无量、一片光明。

第三，中国改革第三个弊端，就是形成了断子绝孙的资源毁灭式发展。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三大资源——自然资源，组织资源，文化资源，几乎是毁坏殆尽。人类社会发展的所有资源归根到底可以概括为三大资源，就是自然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这三大资源在各个社会中的排列顺序是不同的：农业社会中自然资源是第一位的；工业社会中组织资源是第一位的；在目前信息社会中文化资源是第一位的。像当初的日本、英国、荷兰等这些小国，自然资源很差，征服世界就是靠它的组织资源，还有文化资源，英国就是依靠这两种资源建立了庞大的日不落帝国，日本更是这样，他们智商很低，自然资源又少，甚至穷的连个邻居都没有，日本依靠什么能冲出亚洲与欧美较量呢，就是靠它的组织资源，那个用武士文化形成的组织资源。我们中国很大经济也很发达，为什么总是吃亏呢？就是吃亏在这个文化上了，日本知识分子传承的是武士文化，中国知识分子传承的是文士文化，文士和武士一较量，吃亏的肯定是文士，所以中国吃亏就吃亏在知识分子上了。对此我们的老祖宗早有预见，一直对知识分子不放心，从仓颉造字开就提醒我们要小心知识分子，大家看一下“成”“败”这两个字，什么是成？万戈为成，戈就是军队，谁的军队多谁就能成功，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啊！再看这个败字，一个贝加一个文，贝文为败，谁拿着文人当宝贝谁就必然失败！江青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典型啊，拿着知识分子当宝贝，主席逝世后对手在组织军事政变，她却跑到清华北大组织梁晓（两校的谐音）写文章，准备为来年三月份开人大拉选票造舆论，结果怎么样？让人铐子一扣扔进了监狱，到死也没有得到选举的机会。万戈为成，贝文为败啊！我们老祖宗造出这两个字就是警告我们要提防知识分子，谁拿知识分子当宝贝，谁就必然失败。中国走到今天这个危险地步，也是因为被那些所谓知识精英主导了改革，被那些所谓主流经济学家和法学精英给骗了，结果是把老百姓剥夺的精光，把民族精神毁了个干净，这就是贝文为败的活生生活的教训啊。所以中国的老百姓从来就拒绝接纳知识分子，中国当官的更是不把知识分子当人看，大家看一下汉字的“士”和“仕”两个字，“士”是知识分子，“仕”是官员，也就是知识分子只有当了官，才给加上一个人字旁，当了官才算是个人，不当官就不是人，就不能加这个人字旁。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文人的定论，并且是传统文化源头就形成的定论，你总不能说仓颉造字是受四人帮影响的吧，总不能说中国造字的老祖宗都是极左派吧。看看今天那些所谓知识精英把中国糟蹋成了什么样子，就明白我们老祖宗为什么在造字的时候就提醒我们了，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总是处于老九地位的原因。右派总是说，文革迫害知识分子，把知识分子变成老九，这完全是胡说八道，知识分子在历史上一直都是老九地位，你看“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工六农七医八娼九儒十丐”，知识分子的排序很清楚，处于娼妓和乞丐之间，比娼妓的地位要低一些，比乞丐的地位稍高一些，连娼妓都不如，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中国那么多文学作品都在告诫老百姓要小心知识分子，甚至告诫妓女都要小心知识分子，你看那个《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杜十娘是妓女的代表，李甲是知识分子的代表，也就是今天的知识精英，结果是杜十娘被知识精英李甲给骗卖了，如果不是遇到李甲这个知识精英，杜十娘一生都可能活的挺好。还有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就一个知识分子还起了个名叫吴用，就是无用的意思，没有什么好作用，后来证明这个吴用确实没起什么好作用，帮着宋江搞投降，最终把弟兄们全给害了。中国历史上认为人生最不好的是两个归宿，一个是盗一个是娼，可是知识分子却连盗连娼都不如，娼骂知识分子下流，盗骂知识分子没用。是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错了？还是知识分子错了？本来应该充当社会大脑和代表社会良心的中国知识分子，有没有对自己的历史作用作过反思？今天，当整个知识精英集团齐声高呼“知识分子就是应该不讲道德”“知识分子就是应该不为老百姓说话”的口号时，知识分子有没有感觉到这不仅已经突破了文明的底线，甚至已经突破了做人的底线？

历史我们不去评说，现实我们却看的十分清楚，中华民族发展资源的毁灭却是在知识分子的欢呼中形成的，在“生产力标准”的拜金主义大旗下，整个民族被推上了资源发展的不归路：森林在消失，草原在沙化，江河在断流，湖泊在枯竭，土壤在板结，大地的绿色在褪去；空气在毒化，水源在毒化，食品在毒化，文化在毒化，人性在毒化；植物在灭绝，动物在灭绝，真诚在灭绝，善良在灭绝，人类所有美好的东西都在灭绝！可是知识分子直到今天还在喊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改革，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盛世。世界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像欢呼上帝那样的欢呼过金钱；世界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像讴歌爱情那样的讴歌过资本；世界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认为应该用断子绝孙的方式大开盛宴！把有史以来全世界所有讴歌金钱的著作文章影视剧加起来，恐怕也不到中国年产量的百分之一，大家看看好莱坞电影中几乎所有的坏事都是资本家干的，再看看我们央视剧中的资本家，几乎都被打造成了当代耶稣。几十年来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全部学术成果概括起来，其实就只有一句话：“我们只要金山银山，去他妈的绿水青山！”就是在这种思想毒化的氛围中，我们的自然资源崩溃了，我们的组织资源瓦解了，我们的文化资源荒漠化了，一个自然环境最好、文明最悠久、内聚力最强大的民族，被毁坏到了大家争相安排逃命退路的地步，稍有本事的人都在拼命加入外国国籍，一些官员自己不方便加入外国国籍，也要安排子女亲属加入外国国籍，请问世界历史上哪有上层人物大规模外逃的空前盛世？人在国内身份外逃，已经成为当今中国一大景观：政府官员在外逃，明星大腕在外逃，富豪商人在外逃，知识分子在外逃，大学生在外逃，甚至连有背景的中学生都在设法外逃，我们的列祖列宗们哪个能想到中国会落到这种地步！国人外逃如同蚂蚁上树，蚂蚁上树是暴风雨前的征兆，国人外逃是资源崩溃的先兆。所以我们讲这次是伟大的转变，是最后的机会，是改革的回归，真正改革的历史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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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回归，是向人类政治文明进程的回归。

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28年，是中华民族向人类政治文明的回归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28年，是中华民族走在世界政治文明前列的时期；后来被称为改革的这28年，则是背离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进程的时期。我们完全是和人类政治文明发展方向倒着走，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方向就是约束权利集团和资本集团，可是我们却是人为做大这两个集团，一方面用放权让利的改革做大权利集团，另一方面用市场化改革做大资本集团，再加上没有任何道德约束的知识精英，形成了一个无所不能无所不为的强势集团。其结果是不仅越来越远的游离于人类政治文明进程之外，甚至突破了所有文明社会的道德底线，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所有道德底线都突破了。大到国家政治安排小到老百姓菜篮子食品，无所不用其奸无所不用其假，当今世界哪个国家敢让总统当军队副司令？我们的精英集团就敢！无论在台上的还是被推翻的，哪个共产党国家敢让党的总书记当军队副主席？我们的精英集团就敢！国家主席党的总书记担任军队副职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根本不能履行国家主席和总书记的职责，也就是说并不是真的国家主席和总书记，如果说连国家主席党的总书记都不能保证是真的，那这个社会还有什么能是真的！现在至少我们的国家主席党的总书记是真的了，约束强势集团扶助弱势群体的政治路线是真的了，所以说，三中全会到六中全会是向人类政治文明进程的回归，其标志就是胡温新政举起的人本主义大旗，人本主义大旗是胡温新政顺应历史潮流的最根本标志，人本主义大旗不仅形成了中国向人类政治文明进程的回归，甚至有可能让文明再次站到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前列。可以这样讲，21世纪人类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就是资本主义向人本主义转变。这一伟大历史转变在经济上，主要表现为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变，实体经济向虚拟经济的转变，资源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变；在政治上主要表现为集团政治向大众政治的转变。由上述转变构成的大众经济、大众政治和大众文化，是人本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主要历史内容。所以人本主义大旗的兴起，不仅是我们党我们国家的伟大转变，也是整个人类社会的伟大转变。其中最激动人心的，就是集团政治向大众政治的转变。

可以说，在集团政治向大众政治转变过程中走在最前面的，就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和现在的美国。由于其间中国突然转向复辟，目前美国便成为唯一的开始由集团政治向大众政治过渡的国家，注意我们这里说的美国是开始了过渡而不是说完成了过渡，其他所有国家甚至还没有开始这个转变过程。我经常讲，虽然美国和欧洲人均收入差不多，但是他们之间是一个质的差别，美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欧洲仍然停留在传统经济和集团政治时代；虽然欧洲和中国、东南亚以及非洲的人均收入相差很大，但是他们之间只是一个量的差别，只是同一历史阶段的不同发展程度和发展水平而已。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和今天的美国进行的大众政治建设，可说是殊途同归，毛泽东当时是摆脱苏联模式后的一种主动探索，今天美国的大众政治则是和美国其他创新一样，完全是被动的一种客观进程。美国之所以会形成向大众政治的过渡，主要就是经济虚拟化和资本社会化的高度发展，使社会公众成为投资主体和财富占有主体，改变了经济占有制的性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掌握了社会资本的社会公众，必然按照自己的利益和意愿来改造整个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从而在客观上形成了美国向大众政治的转变。比如由美国资本市场推向全球的有罪推定原则就是一个典型特征，可以说，有罪推定取代无罪推定，是人本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最典型的政治特征。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无罪推定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最高法律成果，是资产阶级的伟大胜利，它被推翻标志着资本主义政治法律原则的历史性否定。许多人都记得，中国的法学精英骂了文革近30年的一大罪名，就是文革大搞有罪推定，说什么无罪推定是伟大的政治文明，是最符合人性的伟大法律原则，并且在无罪推定的指导下搞了一整套的法律体系。结果怎么样？形成了人类历史对权贵和富人犯罪的最大法律保护伞，这就是为什么社会腐败越来越严重的根本原因。现在大家看到美国，才知道我们文革时搞的有罪推定是走在了世界政治文明的前列，后来搞的这个无罪推定是世界正在消除的东西，我们完全是在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在这里我把有罪推定和无罪推定的含义，简单的解释一下。所谓无罪推定是指，只要拿不出证据证明你有罪，你就是清白的。它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最高法律成果。大家经常在媒体上看到，国外许多黑手党领袖能够公开活动，就是实行无罪推定的结果，只要你拿不出证据，明知道他是黑手党也没办法。与此相反的就是有罪推定，只要拿不出证据证明你是清白的，你就是有罪。这个法律原则的前提依据是什么，就是朗咸平演讲中介绍的那个富人原罪说，富人天生就是有罪的，有点类似我们以前那个成份论，既然富人天生就有罪，你要证明自己清白，就必须拿出证据来，拿不出证据你就活该倒霉。中国的知识精英不知道是真的不懂，还是品质恶劣，多少年来一直大骂有罪推定是法西斯，现在一看他们最推崇的美国搞起了有罪推定，并且全世界都在向这个方向发展，他们又说是不符合中国国情，仍然坚持无罪推定原则。中国精英集团为什么那么喜欢无罪推定原则？道理很简单，无罪推定是保护富人的法律原则，因为穷人永远都拿不到富人的证据，即便有可能拿到，穷人也拿不起证据，举证是要花钱的，并且要花许多钱，穷人没有钱，拿不出证据，也就打不赢官司，这就是为什么老百姓冤死不告状的原因。有罪推定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穷人就不怕和富人打官司了，这对于那些随便欺负老百姓的富人是很不利的，所以无论是文革搞的也好美国搞的也罢，中国的知识精英对此都充满仇恨。可以说，只要实行无罪推定，就只能是“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老百姓在法律面前永远就只有两条极端选择：要么含冤死，要么去杀人，此外不可能有别的选择。大家看一下最近的股市，银行业受到外资挤压前景不妙，房地产受到国家宏观调控影响预期收益下降，可偏偏是银行股和房地产股票在暴涨，很明显是有人在操纵股价，是在从事刑事犯罪，可是由于股票交易所只接受公安部的调查取证，一般投资者就是亏死也拿不到证据，这就完全堵塞了法律解决的通道，作为一般投资者除了自杀、杀人或等待动乱之外，再也没有其他任何选择了。这就是无罪推定的奥秘，让股民拿不到庄家的证据，患者拿不到医院的证据，员工拿不到公司的证据，下级拿不到上级的证据，弱者拿不到强者的证据，受害者拿不到害人者的证据，维权者拿不到侵权者的证据，这样富人就可以为所欲为的高枕无忧了。最初资产阶级革命是为富人打天下，形成保护富人的法律制度大家还只能忍着，后来随着美国经济的虚拟化和资本的社会化，成为经济主体的美国老百姓逐渐意识到，无罪推定这个东西，是富人专门对付穷人的法律，所以便开始进行改革，确立了有罪推定这个穷人的法律原则。还是马克思那个逻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变了，上层建筑就肯定随着变。目前美国的经济基础已经变到了什么程度？我可以告诉大家，现在美国老百姓手里的有价证券，不算基金和债券，仅股票就已经达到了１１万亿美元，１１万亿美元是一个什么概念？几乎追上了美国的总产值１４万亿美元，也就是说，美国社会的整个资本，在逻辑上已经落入到全体社会公众手中了，美国老百姓真正具有了我国宪法中所说的那种所有者和劳动者的双重身份。像微软、思科等许许多多公司，已经是从里到外的公有制了，当然准确的说应该是社会所有制，这些公司的股东能达到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上亿人，已经不再是以往社会的私有制了。我们总不能说人家上千万上亿人拥有的企业叫私有制，我们三五十个老太太凑到一起编筐叫公有制吧，这样就太不讲道理了，而不讲道理的政治理论是征服不了群众，是没前途的。正是美国大众经济基础的形成，导致了它向大众政治制度的转变，这里说的有罪推定仅仅是一个例子，诸如它的惩罚性赔偿，把时间纳入破产范畴等等许多制度变革，都在从根本上改变着以往社会富人主导的集团政治制度，富人的违规成本越来越高，穷人的维权成本越来越低，富人穷人的法律关系正在经历着历史性换位，人类进入大众政治时代的历史开始了。有个典型事例很能说明问题，就是二０００年，美国证券会主席代表广大股民，状告美国三百家坐市商（证券公司），这几乎是把美国整个金融资本集团告到了法庭上，结果官司没打就赢了，为什么？因为三百家证券公司认为举证太困难，所以主动认输赔钱。事后美国证券会主席为此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当时《中国证券报》用整版转载了这篇文章，文章说之所以官司能够打赢，应该归功于美国有罪推定的法律制度，就是辩方承担举证责任。这个事件的典型性就在于，国家证券会主席代表股民同证券公司打官司，是我们所无法想象的；同时状告三百家证券官司居然还能赢，同样是我们所无法想象的。其实就是一个举证责任倒置，就把富人给管住了，只要发现有人操纵股价，你就可以告他，告完你可以回家睡大觉，由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来证明自己是清白的，证明不了就是有罪，就要陪你的损失，这对那些为所欲为的富人是毁灭性的打击，再也不敢随便欺负穷人了。这有点类似于我们文革中的大字报，老百姓对权贵不满意，就可以贴一张大字报表示质疑，然后由权贵来证明自己的清白，证明不了就是有问题。不同的是美国的大字报贴在了法庭上，我们的大字报贴在了墙上，所以美国形成了制度，而我们只是运动。不过美国这些大众政治的制度创新，知识产权是我们中国的，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可惜的是文革爆发在中国，开花结果却落在了美国。现在我们应该明白，为什么中国的法律总是起保护犯罪的作用了吧，为什么中国的穷人好人怕打官司，富人恶人把打官司常常挂在嘴边，就是一个犯罪成本问题，在中国，富人对穷人，坏人对好人，上级对下级，官员对百姓，公司对员工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就是“有本事你就去告我，爱告到哪里就告到哪里”为什么坏人会如此理直气壮？因为他知道，中国法律的举证责任就能压死你，你从打官司那一天开始就等于是走上了倾家荡产甚至家破人亡的不归路，所以中国老百姓最普遍的反映，就是一咬牙一跺脚，喷血喊出一句“我豁出去倾家荡产也要告你！”可见中国老百姓打官司的成本有多高！中国法律制度改革的一个最大弊端，就是犯罪成本越来越低，犯罪收益越来越高，相反，老百姓维权成本越来越高，维权收益却完全是负数，这是目前中国社会纲常败坏腐败腐烂的根本原因。其实治理国家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就像庄子讲的那样“治大国若烹小鲜”，只要调节好犯罪的成本收益就够了，因为犯罪也有个风险收益的比较问题。为什么主席那个时期政风清廉、民风清正？就是当时把犯罪成本调得很高，犯罪收益调得很低。可是后来在改革的旗号下，把犯罪成本调得越来越低，犯罪收益调得越来越高，以至于最后奉公守法的人变成了人们眼里有毛病的人，谁不搞经济犯罪谁就是二百五，谁就是大傻帽，甚至在老婆孩子眼里都是一个没用的人。最近世界上流行什么反人类罪，我说把人类尊严和良知糟蹋到这种程度，把人变成了不知廉耻的畜生野兽，才是真正的反人类罪。

我们说整个人类社会，正在由资本主义向人本主义转变，正在由集团政治向大众政治过渡，可是我们偏偏去重复集团政治的模式，人为地创造了一个由权利、资本加知识组成的强势集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精英集团，这个集团为了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又创造了一个权力市场，就是专门买卖权利的市场，成为中国市场体系中最大的市场，这就是为什么精英集团坚持要搞市场经济的原因，市场经济的利益最大化原则最能满足他们的利益最大化要求。权力市场的形成，虽然满足了精英集团利益最大化的要求，却是害苦了国家害苦了社会，比当初中世纪西方教堂买卖“赎罪券”的后果更加可怕：一是造成了社会全面腐败，二是造成了社会极端不公平，三是造成了经济的巨大的泡沫化。这后一个问题大家还没注意，还属于没有暴露出来的潜伏危机，但是后果相当可怕相当严重，就是权利买卖在整个GDP中占有的比例越来越大，由权利买卖形成的虚假产值的比例越来越大，经济泡沫现象越来越严重。大家知道，当初导致东南亚、东欧、南美、日韩等国经济泡沫破灭的原因，只是金融不良资产的泡沫，而现在中国不仅有着更加严重的金融不良资产的泡沫，还有着世界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的权利资产的泡沫，这两个经济大泡沫一旦破灭，后果要更加严重更加可怕。权利买卖创造的GDP完全是虚的，没有增加任何实际财富，说是泡沫，其实连泡沫都不如，至少泡沫本身还是一种客观存在，权利买卖创造的GDP什么都没有，可是却在推动GDP本身呼呼上涨，就拿我们的上市公司来说，一个上市公司的资格是５０００万，也就是说公司要获得上市资格，就要支付５０００万现金，１４００多家上市公司资格的买卖，就创造了七百多亿的GDP，还有出版社书号的买卖，国际版权协会免费分配给中国的书号几千年都用不完，阿拉伯数字随便排嘛，可我们国家出版总署一分配就变成了资源，一个书号２万，去年仅书号买卖就创造了５０亿产值。大家想想，类似的管理权的买卖在中国能有多少！每年能创造多少产值！并且权利买卖创造的收入全部进入了个人腰包，分文没有进入国家财政，虽然权利是公共的，但是权利买卖创造的财富却是权利者个人的。这就是为什么既不搞社会主义也不搞市场经济，偏偏要搞社会主义加市场经济的奥妙所在。这些年行业规范化的口号响彻云霄，越来越多的权利潮水般涌入市场，成为买卖对象，由此创造的GDP越来越大，社会的经济泡沫越来越大，个人的收入也越来越大，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权力集团挥霍无度的根本原因，不仅公款挥霍无度，个人花钱也挥霍无度，就是因为权利买卖带来的金钱太容易了。这实际上是以整个国家经济的大崩盘来换取个人奢华生活的大挥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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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2007/2/12 0:07:39 第9楼
Re:伟大的转折——评析六中全会（一）主讲人：张宏良

改革以来中国始终面临两个矛盾的困扰，一方面是资本集团的抢劫，另一方面是权利集团的挥霍，并且这两个矛盾是彼此依存、互为存在前提的。资本集团以权利集团的挥霍为借口，大肆进行私有化抢劫运动，典型代表就是所谓“冰棍理论”，认为国有资产是冰棍，不抢就融化了，所以应该抢，这等于是说对少女应该强奸，不强奸她就老了，这就是我们的北大教授全国政协委员宣扬的理论！反过来，权利集团又以资本集团的抢劫为借口，以规范市场的名义占有越来越多的经济资源，随意大肆挥霍。中国如同落入两个流氓手中的悲惨妇女，双方互相以对方的罪恶作为肆意折磨这个妇女的理由，并且这两个流氓的疯狂程度是互相刺激互相推动的。看看房地产市场，就知道资本集团的抢劫有多么厉害，扒掉一片平房盖２０层大楼，其中每一层楼都包含有地产价格，即便把其中一层的钱付给老百姓，仍然白赚19层的地产价格，可是就这一层的钱都不给，就是强行拆迁，你想反抗，他白道有武警法院，黑道有各类打手，你说黑到了什么程度。再看权利集团的挥霍，据胡锦涛主席讲话中提到的数据，我们省级部门查出的行政超支是６０００亿，还有就是来自中央党校的数据，每年公车消费超过３０００亿，吃喝超过２０００亿，出国培训３０００亿，大家知道能统计出来的挥霍要远远低于实际的挥霍，就这统计出来的就是８０００亿，加上前面的６０００亿，一共是１４０００亿，正好把我们去年１０％的经济增长全吃掉了。这就是中国富豪取代阿拉伯富豪纵横天下的经济基础，一个人均收入在发展中国家都排名落后的国家，其富豪却震惊世界，让世界５００强的跨国公司老板都自叹不如，上千万一辆的宾利轿车，中国大陆销售量超过全世界的总和；中国高档化妆品的销售量，超过欧洲日本，直追美国；全世界赌场的标志都换上了简体中文，澳门赌场赌资的８５％以上来自中国大陆；原中国银行行长王雪冰追求女明星，出手一个生日礼物就是200多万的豪华轿车，那位比他低一级的刘金宝更不逊色，仅为了把情人打造成中学时代的心中偶像，出手就是整容费400万。如此的惊人挥霍，别说是１０％的经济增长速度，就是１００％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会被统统吃掉的。可以说，今天的权力买卖和大肆挥霍，已经越来越接近当初资产阶级革命和宗教改革前夕那个极度糜烂的赎罪券买卖时代了；不同的只是当初僧侣集团买卖的是进入天堂的权利，无论你多么邪恶，只要你买得起赎罪券，你就能够上天堂，相反，无论你做多少好事都要下地狱，穷人就彻底绝望了，不仅活着没希望，死了还要下地狱，干脆就拼了，于是就爆发了一场大革命；今天权利集团买卖的是进入市场的权利，无论你是什么人什么物，只要你买得起权利，市场就统统可以准入，否则就干什么都违法，偌大个中国连老百姓随意摆个摊的地方都没有。当初的僧侣集团依靠买卖赎罪券把自己卖成了第一阶级，同时也把绝大多数老百姓卖到了绝望的地步，今天的权利集团依靠买卖权利也把自己卖成了“先富起来的人”，同样也把老百姓卖到了近乎绝望的地步。怎么能不绝望？社会两大强势集团，一个在疯狂抢劫，一个在大肆挥霍，我们能有多少资源经得起这么挥霍这么抢啊！老百姓头上又怎么能不重新压上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的三座大山！朗咸平讲目前中国是历史上最野蛮最疯狂的时代，遭受到大陆知识精英恶狗般的疯狂谩骂，其实对比一下历史就会看到朗咸平并没有丝毫夸张。我们就用希特勒的法西斯德国做比较，标准不能算高吧，当初希特勒对阿尔卑斯山国家公园里有几间民房不满意，德国财政部长为了讨好希特勒，用三倍于市场价格的价钱把房子买来拆掉，那还是国家公园需要的拆迁。可是我们今天一个房地产商就可以带着警察开着推土机去扒老百姓的房子，然后再把老百姓作为“钉子户”拿到法院去判决，拿到电视台去暴光，所谓暴光就是过去的游街示众，从而形成了远远超过当初英国羊吃人的房吃人时代。羊吃人时代一直被历史学家认为是历史上最野蛮的时代，可是和我们今天相比却是文明多了，第一，当时贵族圈地主要圈的是自己的土地，公地很少，只是把租种农作物的农民赶走，用来养羊；第二，当时贵族是用自己的力量来圈地，就像《红色娘子军》里的南霸天一样，丫鬟吴琼花跑了，派自己人打着灯笼去追捕。我们则是动用国家专政力量为开发商去拆迁，用武警去圈地。房子被强行拆迁土地被强制圈占的老百姓连打官司的权利都没有，最高法院规定一律不准受理拆迁户的上诉。现在好了，事情完全倒过来了，最高法院又做了一个针锋相对的相反规定，一律不准接受开发商对拆迁户的上诉，政府还规定，公检法不准参与拆迁，水电部门不能对拆迁户断水断电，等等。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开发商、贪官污吏、知识精英提起中央政策就破口大骂的原因，天又变了，为所欲为的时代就要结束了。

以上是我所讲的三个回归，中国共产党阶级性质的回归，中国改革历史性质的回归，向世界政治文明进程的回归。在此我还要特别强调前面曾经提到的一句话，就是人本主义大旗，标志着我们不仅仅是向世界文明政治进程的简单回归，而且抓住了社会历史转变的龙头，从这个角度讲，我坚信２１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这些年来我一直坚信，六中全会后我更加坚信了。我们说２１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不是指经济，而是指文化，是指东方文化的和谐本质。西方文化的本质是竞争，合作也是为了更好的竞争，传统经济社会是竞争主导的社会，所以西方文化占据了龙头地位，主导了整个工业社会。东方文化的本质是和谐合作，竞争也是为了更好的合作，为了更高的和谐，而以网络信息和虚拟经济为基础的双赢社会，恰恰需要和谐合作代替竞争，所以西方的竞争文化不再适应新的社会发展了，在客观上要求代之以和谐的东方文化，这也是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我们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２１世纪是中国世纪的。打开世界发展史就会看到，我们这个观点是有着可靠历史根据的，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表明，谁抓住了未来社会发展的文化龙头，谁就是未来社会发展的主导者。为什么欧洲能够主导世界几百年？就是因为它通过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率先抓住了工业社会的文化龙头，首先建立了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新的政治文化，所以工业革命才在欧洲开花结果。虽然孕育工业革命的许多发明创造来自中国，但是中国没有适应工业革命的政治文化环境，所以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生长了几百年仍然只是萌芽。现在，继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以后，人类社会又开始了更伟大的历史转变，同样是谁抓住了历史转变的文化龙头，谁就是未来世界的主导，人本主义大旗和建立和谐社会，标志着我们抓住了历史转变的文化龙头，所以未来世界的主导将一定是中国。以东方文化的和谐价值观为基础重新整合东西方文化，形成与全球一体化相适应的新的政治文化，将是２１世纪人类最伟大的文化变革，也是未来一代甚至几代中国人所要担负的伟大历史任务。已经坚持数年并在今年达到高潮的中国左派对右派的批判斗争，将是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的历史开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在东西方文化的大融合中实现，而不是在东西方文化的对立中崛起。在这一伟大的文化复兴运动中，目前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弘扬真正的东方文化，把封建文化从东方文化中剔除出去，防止和避免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最终演变成封建文化的历史性泛滥，否则我们民族将会付出沉重的代价。要清醒的看到，中国的封建文化是历史上极其野蛮残酷的文化，其野蛮残酷性超越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民族，其典型代表就是它的另一个四大发明：太监，小脚，金鱼，盆景。大家看，太监、小脚、金鱼、盆景这四个东西，有着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它们都不是事物的天然状态，都是事物天性强制扭曲的结果，以天性扭曲作为审美对像，这是很野蛮很残酷的一种文化，它毒化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性格，扭曲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智慧，使我们这个民族的智慧总是以相反的形式表现出来。要完成这个任务只能依靠在座的青年和大学生了，欧洲政治文化的变革用了２００多年的时间，就算历史加速度发展，我们也需要三五十年的时间，这就只能依靠现在这一代年轻人了，或许还要包括下一代年轻人，用一代或者两代人的时间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完成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和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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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2007/2/12 0:08:15 第10楼
Re:伟大的转折——评析六中全会（一）主讲人：张宏良

三、实现伟大转变所面临的斗争

最后还有几分钟时间，我们简单说一下六中全会后思想领域将会出现的斗争。从现在起到明年十七大召开的期间，斗争将会集中在和谐社会的解释权上，围绕这个问题，左派和右派将展开争夺话语权的斗争，各种政治力量都会按照自己的利益和愿望来解读什么是和谐社会以及怎样才能建立和谐社会。目前来看，关于和谐社会解读权的斗争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

第一，首要问题就是谁是不和谐因素的问题。要建立和谐社会就要消除不和谐因素，建立和谐社会的过程就是一个逐步消除不和谐因素的过程。那么现在中国最大的不和谐因素是什么呢？最大的不和谐因素就是精英集团对国有资产疯狂抢劫和大肆挥霍造成的贫富两极分化，并且这一分化已经把绝大多数中国人民逼上了绝路，已经把中华民族拖到了大灾难大崩溃的边缘，这就是当前中国最大的不和谐因素。所以，与绝大多数中国人民为敌、与中华民族为敌的这个精英集团，它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不和谐因素，中国人民与这个集团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是不共戴天的矛盾。当然这里不是指肉体上的你死我活不共戴天，而是指思想上政治上的。在谁是不和谐因素的问题上，一定要接受当初“稳定压倒一切”的教训，当初中央提出稳定压倒一切，精英集团就利用话语霸权对不稳定因素做出了相反的解释，他们不是把扒房子圈地的流氓恶霸看作是不稳定因素，而是把在房屋废墟上哭天抢地的拆迁户看作是不稳定因素，他们不是把流氓强奸看作是不稳定因素，而是把受害妇女的哭喊看作是不稳定因素，从而把“稳定压倒一切”变成了他们干尽一切坏事的挡箭牌，现在一定要防止他们再把“和谐压倒一切”变成新的作恶借口。这个苗头已经出现了，接连不断的有所谓精英跳出来，像刘吉、李剑阁等人，大骂所谓看病难住房难就是否定改革，否定改革就是不和谐，高尚全还说什么要通过改革建立和谐社会，真是荒唐！现在老百姓已经被改的还剩半条命了，还要怎么改？难道非要把老百姓改死不成！

第二，就是关于民主法制的解释。六中全会对和谐社会的六条定义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安定有序，充满活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把民主法治作为建设和谐社会的首要原则，反映了大家期盼已久的政治体制改革将要成为今后的主要任务，这些年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走完了一个阶段，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左派的立场也好，右派的立场也好，老百姓的角度也好，中央政府的角度也好，以往那种经济改革逻辑都需要停一停了，政治体制改革将要纳入议事日程了，这也是顺应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所以民主法治放到了六条中的首位。而六条中最能被精英集团歪曲解释的恰恰也就是民主法治，即我们要什么样的民主，什么样的法治？可以说，围绕民主和法治的斗争，将是贯穿建设和谐社会整个过程的斗争，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和谐社会能不能建成的问题，同时也关系到他们几十年的抢劫成果能不能具有合法性的问题，它对所有政治力量来讲都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所以要什么样民主什么样法治的问题是必须要搞清楚的大问题，当初在经济改革的选择上已经错了一次，现在在政治改革的选择上不能再错了，我们也错不起了，如果再错一次，东方文化会存在，中国人也会存在，但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统一民族将不复存在，所以我才说对所有政治力量都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首先就民主来说，民主本身就包括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民主制度，我们这里所说的两种民主不是指资本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因为谁也说不清楚什么是资本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我们这里说的两种民主，一个是主席一生倡导和追求的人民民主，即由人民直接行使权利的民主；另一个是集团民主，即一个集团内部的民主，虽然集团民主也打着人民的旗号，但是能够通过制度障碍把老百姓排除在外。集团民主分又为两种历史形式，一个是权力集团民主，一个是资本集团民主。集团民主的最大特点是，集团内部越民主，集团之外的老百姓就越倒霉，比如权利集团内部越民主，就越是自发地形成官官相护，老百姓就越没有希望，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悲惨的时期，无一不是形成权利集团民主的时期，要么是宦官的集体领导，要么是豪门的集体领导，要么是官僚的集体领导，总之，只要是架空皇帝形成集团民主的政治局面，老百姓的灾难就开始了。大家对此应该是有体会的，今天权力集团民主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无论东方西方大家都看到了，资本集团民主给百姓带来的灾难我们也尝到了。所以我们选择的民主必须是以人民为主体的人民民主，绝不能是把人民排除在外的集团民主。其实民主是一个最为宽泛的政治概念，适合于所有的政治社会，只是含义不同罢了，集权政治的民主是为民做主，集团政治的民主是以民为主，大众政治的民主是由民做主。我们所要选择的就是大众政治的民主，即由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由13亿中国人民做主的民主，而不是由某个集团做主的民主，无论这个集团多么先进都不行。有关民主还有一个问题必须搞清楚，民主究竟是什么的问题，民主究竟是一种实在的利益，还是一种观望的权利？对老百姓来讲，批评顶头上司的民主和批评国家主席的民主，哪个更能带来实际利益？毛泽东时代的民主建设，是赋予老百姓越来越多直接批评顶头上司的权利，老百姓可以运用这个权利直接获取实在的利益，比如工资、房子、职称等。我们现在的民主建正好倒了过来，老百姓可以随意批评中政策，但是却不能批评顶头上司，生死荣辱的命运完全掌握在顶头上司手中：男人都是顶头上司的奴仆，让谁下岗就下岗，不下岗也让你一辈子没有出头机会；女人都是顶头上司的小妾，想和谁睡就和谁睡，不上床让你一辈子没希望。知识精英总是说，现在比过去民主了，单就批评中央政策的民主的确是比过去多了，不过对老百姓来讲，这种民主纯粹是一种观望的民主，在观望批评几个集团之间如何较量，但是老百姓的实际利益却掌握在顶头上司手中，明天早上醒来还有没有工作、还有没有饭吃，和国家主席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和顶头上司却有直接关系。你说哪个是真正的民主？谈到民主，还有一个与民主相联系的自由问题，也有两种不同性质的自由，一个是西方式集团政治的自由，这种自由的知识门槛相当高，一般老百姓根本跨不过去，只是少数知识精英的专利，所以知识分子更喜欢这种自由；还有一种就是大众政治的自由，像文革时期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自由，美国老百姓告状没有证据的自由，今天网络论坛上发帖子的自由，其实网络论坛就是一种现代大字报，这种自由没有知识门槛的限制，也不受把持媒体的文痞学霸的垄断，是所有识字老百姓都能享有的自由，是一种真正的大众政治自由。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网络这种大众政治自由的现代媒体形式，就不可能有今天左翼联盟对精英集团的批判，甚至不可能有我们今天谈论的伟大转变，恐怕今天仍然是少数知识精英对舆论的完全垄断，就像现在的报刊等传统媒体那样，完全是强势集团的文化鹰犬。

其次就法治来说，在法治的解释上，中国的法学精英可谓是已经丧尽天良，其标志就是他们故意掩盖歪曲西方发达国家法治的真相，用无耻谎言欺骗国人，宣扬了一套保护犯罪的法律制度。西方国家的法治之所以有效，源于两个根本特点：一是依据自然法，二是由公众立法。依据自然法，是指西方国家法治所说的法，不是指社会法，而是指自然法，自然法是什么？就是老百姓说的天理人伦、道德良心，也就是中国人过去讲的那个道，这才是它法治的真正依据。其实我们中国人也是讲自然法讲个道的，拥护一个皇帝，就说他是有道明君；想推翻一个皇帝，就说他是无道昏君；皇帝统治百姓说是顺应天道，老百姓要造反就说是替天行道。可见以前中国人的法治观和现在西方人的法治观是一样的，都是把天理人伦、道德良心看作是法治的根本依据。并且西方国家为了保持法律和道德的统一，专门建立了陪审团制度，让那些不懂法律条文的老百姓来判定有罪还是无罪，由于陪审团的老百姓不懂法律，就只能根据天理人伦、道德良心来判定有罪还是无罪？这样一来，法律和道德就一致了，法律就成为了维护道德的工具。可是我们的法学精英们却是以他们自己制定的社会法作为法治的依据，并且在否定道德悖逆天理的前提下谈法治，从而把人类社会的是非善恶真假美丑完全颠倒过来了，法治成为了推行邪恶的工具，如果把法学精英们的社会法作为衡量标准的话，一部《水浒传》，就高俅一个好人，一百单八将个个都是杀人犯；国民党的辛亥革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都是违法的，乃至人类历史上所有的革命都是违法的。西山会议之所以说“共产党是非法组织，没有注册”，他们的理论根据就在这里。可见在权贵集团豢养的两条狗中，法学精英这条狗比主流经济学家那条狗还要无耻，主流经济学家的“抢劫经济学”固然无耻，但是至少还有一点赤裸裸的流氓豪气，法学精英则如同阴暗变态的秃头同性恋那样只能让人恶心透顶。西方国家法制成功的第二个根本特点是什么？就是公众立法，由社会公众进行立法，而不是像我们这样是由集团立法。自然法保证了不能违背天理良心，公众立法保证了不能违背公众利益，社会也就和谐健康了。法学精英的罪恶在于，他们在推翻自然法的同时，又搞了个集团立法，这集团立法是比封建社会的皇帝集权更加糟糕一种政治状态，为什么？道理很简单，皇帝集权至少还要平衡社会各个集团的利益，老百姓多多少少还有点希望，集团立法则只考虑本集团的利益，只考虑怎么用来有效的对付老百姓，老百姓是半点希望都没有的。而且最荒唐的是集团内部还进行了有针对性的部门划分，约束哪个部门的法律就由哪个部门负责起，电信法由电信部门来起草，证券法由证券部门来起草，会计法由财政部门来起草，统计法由统计部门来起草，等等，大家想想，由法律的约束对象来起草法律，这个法律还能有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那么多法律是一张废纸的原因，为什么刑法有作用？就是因为刑法不是流氓小偷起草的，如果刑法也像其它法律那样由流氓小偷来起草，刑法也同样会变成一张废纸。所以要让社会公众成为立法主体，不能让集团来立法，特别不能让法律约束对象来立法，由法律约束对象来立法是人类历史上最荒唐最糟糕最黑暗最野蛮的“法治社会”了。

第三，就是资产的继续抢劫和反抢劫、套现和反套现以及合法性和非法性的斗争。其中资产套现和获取合法性，将是强势集团的主要任务，现在的《物权法》、引领外资全面收购制造业、控制银行业，以及故意混淆两个特殊利益集团的不同性质等等，其主要目的都是资产套现和获得合法性。现在我们说六中全会的伟大转变，还只是理论上政治上的转变，利益调整的大幕还没有拉开，一旦利益调整的大幕拉开，抢劫和反抢劫、套现和反套现、合法性和非法性的斗争就会达到白热化。看看现在的股市就会发现，左派在喊伟大的转变，右派在抓紧资产套现。明年１７大组织路线解决后，利益调整的大幕就会拉开，强势集团将会由现在的背后套现转而公开走上前台，强势集团和弱势群体的矛盾、强势集团和胡温新政的矛盾，将不可避免的走向激化。早在六中全会之前，知识精英就代表强势集团发表过一个政治宣言，声称现在中国有两大集团，一个强势集团一个弱势群体，中国的前途命运是由强势集团决定的，谁违背了强势集团的利益，谁就肯定要垮台。这个政治宣言已经成为他们威胁人民威胁中央威胁历史的主要叫嚣，只要他们做坏事被抓住就重复这个宣言，北大教授在课堂上造谣被学生抓住，重复的是这个宣言，复旦大学教授嫖娼被抓住，辩护者重复的也是这个宣言。大家不要认为这个宣言是空穴来风，今天中国政治经济媒体资源的绝大部分都控制在强势集团手中，他们面对弱势群体具有专政的绝对优势，面对胡温新政具有发动动乱的优势。而弱势群体以及代表弱势集团的左翼思想拥有两大优势，一是新的中央政治路线，二是网络这个新型的大众媒体。有这两条，这次伟大转变无论道路多么曲折，前途都肯定是光明的。

最后还有一句话，伟大的历史转变已经开始，转变的成本有多大，转变的成果有多大？将取决于我们全体人民的努力，包括在座每一个人的努力，既然是大众政治，就取决于每一个人的努力。２００６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中国的历史是逢六必变，１９２６年是北伐战争胜利，１９３６年是红军长征胜利，１９４６年是国共内战爆发，１９５６年是所有制改造完成，１９６６年是文化大革命爆发，１９７６年是捕杀造反派的“宫廷政变”，１９８６年是自由化运动的开端，１９９６年是瓜分国有资产的产权改革，今年是六中全会的伟大转变。下一个带六之年会是什么？让我们共同祈祷，祈祷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会有更伟大的好运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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