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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从“郑胜利现象”看中国精英集团历史本质(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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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2007/2/12 0:37:24 人气:159 楼主
从“郑胜利现象”看中国精英集团历史本质(节选)

这里有两个很有意思的历史反常现象值得注意:

一是中国精英集团历次攻击共产党,从当初的梁漱溟到后来公开投靠国际反华势力的海外民运分子,几乎无一例外的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可是这次他们却截然相反,这次他们攻击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恰恰是攻击共产党代表老百姓的利益,用他们的话说就是代表弱势群体的利益。早在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建立和谐社会的伟大战略转变之初,他们就发表了一个精英宣言,其中宣称:“目前中国已经形成强势集团和弱势集团两大集团,中国未来的前途命运是由强势集团决定的,谁违背了强势集团的利益谁就必然垮台。”不但表明了与中央政治路线截然对立的政治立场,还对中央帮助弱势群体的政策发出了政治威胁。后来,当他们看到中央科学发展观的政治路线,已经通过“十一五规划”成为实践,帮助弱势群体的各项政策全面有序地不断出台,全国人民开始欢欣鼓舞满怀希望时,他们又施出了三十年来一直惯用的卑劣伎俩:编造谎言,欺骗舆论!编造现实的谣言,编造历史的谣言,编造中国的谣言,编造外国的谣言!什么“美国的数据证明,如果解决中国看病难的问题,整个国家就要破产(李剑阁)” “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低就是工人权利太大”“拉美国家的动荡不是两极分化,而是老百姓素质低民主高,是老百姓生活福利太好(刘吉)”,最荒唐的是他们居然忘记了三十年年来一直在骂计划经济是“平均主义”“大锅饭”,现在却突然一反常规说“两极分化是改革开放之前造成的,计划经济时代的两极分化比现在不知道要大多少倍!(刘吉)”写这个文章的刘吉居然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这个刘吉还根据自己发明的一套有精英特色的奇特计算方法,说什么中国的城乡差别是算错了。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中国的社会科学被玩弄到了这种程度,真是让人欲哭无泪。

二是目前精英集团喊的震天响并且不断向中央请愿的所谓“不要争论”,他们同样用编造谎言的手法,说什么中国历史上的落后挨打,都是“争论”造成的,是“争论”让中国失去了多个发展的历史机遇。中国的落后是不是“争论”造成的暂且不论,在这个问题上精英集团表现出的那种十足的流氓无赖嘴脸却必须要说清楚。三十年来正是他们天天叫喊西方的文明和强大是发展自由民主的结果,是争论出来的,并且经常重复培根的那句名言“我誓死反对你的观点,但是我同样誓死捍卫你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他们自己也是通过争论成为精英名流的。现在怎么别人一说话,“争论”就成了落后挨打的根源?他们在向共产党索取权利时,高喊专制集权是中国落后的根源;在自己的本质被揭露时,他们又高喊“争论”(也就是自由民主)是中国落后的根源。到底什么是中国落后的根源?人怎么能无耻到这种程度!真不知道中华民族是怎么了,竟然如此倒霉背运,孕育出这么一帮翻云覆雨的理论流氓!

他们在今天提出“不争论”居心特别歹毒,用意极端阴险。人类社会正处于人本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伟大历史转变过程中,中华民族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恰恰反映了这一伟大历史转变的内在要求,是21世纪最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新的人本主义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文化资源将成为决定一个民族前途命运的最重要最核心的资源,如同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一样,文化将成为信息社会的第一生产力。一场以东方文化为核心的融合东西方优秀文化成果的新的文化大革命正在世界范围内铺开,谁在这场东西方文化大融合中占据优势谁就拥有世界未来。就在这样一个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最伟大历史转变面前,精英集团却提出了“不争论”的要求,文化就是通过争论向前发展的,不争论文化就不能发展,不争论知识就不能完善,不争论真理就不能发现,不争论民族就没有活力,不争论社会就是一潭死水;不争论中国就要被排除在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转变过程之外,中国就要亡党亡国,中华民族就要子孙断路、灭绝香火!谁希望他们在中国搞不争论?全世界敌视中国人民的反华势力寄希望与他们;李登辉的“七块论”寄希望与他们;美英日等战略研究报告中所谓“一次性永远解决中国问题”的战略寄希望与他们;赖斯代表美国政府宣布的“要通过在对方国家内部培养文化和政治精英来实现美国利益”的新型发展战略,也寄希望与他们。

真理越辩越明,这是连小学生都懂得的道理,可是这些所谓知识精英却要搞什么“不争论”,让知识分子不争论,如同让老天不下雨一样的荒谬。可是多少年来他们却做到了,之所以能够做到,主要是靠两个东西,一是把知识分子整体变成“二奶”,用利益的绳索拴住他们,让他们从小到大再到老,考完学校考文凭考完文凭考职称,不死不休的毕生都在疲于奔命,哪还有时间精力去争论!这是精英集团摧毁中华民族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的一大法宝。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天天喊改革,却对现在的教育和学术制度不仅不改革还要努力维护完善的根本原因。二是所谓“打棍子扣帽子”。动不动就指责别人“打棍子扣帽子”,是精英集团的第二个法宝。他们说文革中动不动就“打棍子扣帽子”,从而使“打棍子扣帽子”成为邪恶的同意语代名词。他们这样做,最初是为否定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和历史分析方法属于定性分析,也就是要求认识事物时首先要实事求是的确定事物的性质,是什么就是什么,在此基础上再进行定量分析。这种定性分析方法对于所有站在人民和历史对立面的集团来讲,具有毁灭性的打击,能够彻底戳穿反动集团的伪装和假象,过去老百姓的“照妖镜”“试金石”之类的说法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精英集团对马克思主义定性分析十分恼火,一听定性分析就骂作是“打棍子扣帽子”,是“文革遗风”。他们就这样用指责别人“打棍子扣帽子”的方法,把阶级分析和历史分析等定性分析方法,从学术研究领域中驱除出去了。就在否定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过程中,他们越来越发现了“打棍子扣帽子”的妙用,便把“打棍子扣帽子”本身变成了一个棍子和帽子,成为他们做各种坏事的护身符,你只要指出他们所做的坏事,就说你是“打棍子扣帽子”。就像现在郑胜利维护西山派一样,他们可以搞资本主义,别人却不能说他们搞资本主义。张勤德说了,就是“狂妄之极、空前绝后”的“打棍子扣帽子”;就是“实行政治屠杀”“要搞血腥镇压”;就是“政治心理阴暗”是“卑鄙目的和卑鄙手法”等,并发誓一定要将张勤德绳之以法。如此一来,人类历史上最荒唐的现象出现了:他什么都可以做,你却什么都不能说;他无论做什么都可以不受法律约束,你说他做了什么却要遭受法律制裁。要说也可以,但是不能带有定性分析的概念:流氓不能说是流氓,只能说是身体某一部分接触不当;小偷不能说是小偷,只能说是钱包临时放错了地方。否则就是“打棍子扣帽子”,就是诬蔑诽谤,就属于万恶的“文革遗风”,就要承担法律责任。有这样一个护身符,他们就可以不受任何指责地去放心大胆干坏事了,以至与在放心大胆干坏事方面,他们超越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流氓横行的年代,哪怕是历史上最胆大妄为的流氓恶棍,和他们今天的胡作非为相比较,都只不过是寻常小菜。就拿那个杀夫淫妻的恶棍西门庆来说,作为历史上集流氓之大成者的西门庆,也只是勾引潘金莲情愿相好,也只是失手打死了武大郎,并没有闯进武大郎家里强迫武大郎下岗离家、强行霸占潘金莲,也没有带着打手去扒掉武大郎的房子,再把武大郎骂作“钉子户”游街示众,更没有强迫武大郎承认妻子被霸占属于“优化组合”,逼迫武大郎放声高歌赞美自己是伟大改革。可是,现在的精英集团是怎么干的?在城市,他们开着推土机扒掉老百姓的房子,再把哭天抢地的房主骂作“钉子户”拿到电视台去示众,还下令全国法院不准接受“拆迁户”的诉讼。在农村,带领警察强行圈占农民土地,农民稍有不满就被作为破坏稳定的“闹事者”投入监狱,他们为此还专门提出了一个口号“稳定压倒一切”。什么叫压倒一切?一切是个全称概念,就是什么天理人伦、人性良知,统统可以压倒不管!在股市,他们采用法律手段和国家信用,把七千万股民的二亿五千万现金几乎诈骗干净,其惨境可谓是血流成河,而那个曾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的李剑阁却说什么“这是风险教育”,二亿五千万现金便成为他们收取的学费。他们把包括医疗教育在内的所有公共部门都变成暴力产业,造成中国百分之六十的老百姓宁可死在家中,也不敢去住院看病;每年高考发放录取通知书,都有家长因为拿不出学费而自杀,儿女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变成了父母黄泉路上的催命符。够了,够了,再说下去连我们这些旁观者的良心都要承受不住了!他们所做的这一切,无论就其野蛮性还是就其规模,都远远超过了当初15世纪英国的圈地运动,形成了比“羊吃人”还要厉害的“房吃人”“药吃人”“教育吃人”的时代。当时英国老百姓至少还有申诉甚至直接向国王申诉的权利,可是中国九十年代全国法院拒绝受理拆迁户和股民的诉讼。如果不是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及时加以纠正,任其发展到今天,真不知道中国会出现怎样的哀鸿遍野、冤魂蔽日的恐怖景象!过去批判林彪时有句话,叫做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好话说尽,说明至少还知道廉耻,可现在这帮精英集团,却是谎话说尽坏事做绝,连好话都懒得说了,一切都是赤裸裸:脱了裤子强奸,穿上裤子去法院。彻底丧失了人类最基本的廉耻和良知。你张勤德算什么?老子先用文革这顶被妖魔化到极端的大帽子砸死你,砸不死再用金钱权力加法律来整死你。这就是精英集团强加到中国人民头上的所谓法制社会,也是当今世界绝无仅有的法制社会。他们天天喊西化,可是却把中国许多经济法律体制弄到了连西方人都看不懂的地步,任凭你费尽口舌解释千遍,西方人也是一头雾水,最后只能以所谓中国特色不了了之。

再次,“郑胜利现象”的第三个特点,就是虽然他们没有任何信仰没有任何道德底线,但是他们却知道自己是在犯罪,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的犯罪,犯罪——恐惧——仇恨——更疯狂的犯罪,他们在这种恶性循环的推动下越走越远。

精英集团心怀怨愤和仇恨,这个现象是许多善良人们所无法理解和想象的。他们是几十年改革过程中最大的受益者,是最大的利益集团,而遭受损失最大的,是他们自己也承认的那些付出“改革成本和代价”的老百姓。比如深圳,从一个荒凉渔村建设成为一个拥有千万人口的现代化大都市,可是作为建设者主体的民工工资却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平均八百元下降到不足五百元,如果不是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和国务院的强制干预,就连这不足五百元都以“拖欠”的名义被老板无偿占有了,完全是奴隶社会的白干。这种情况也就是同是北大教授的厉以宁所讲的要坚持和发扬的中国建设现代化三大优势(失地农民、下岗工人,拖欠工资的民工)之一;也是刘吉所谓不是城市欠农村,而是农村欠城市理论的唯一依据。按理说,应该是老百姓对精英集团充满仇恨,可现在恰恰相反,是精英集团对老百姓充满仇恨,甚至像郑胜利这样不顾斯文的破口大骂。这就形成了善良人们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历史上所有利益集团拥有的他们都有了,历史上许多利益集团没有的他们也有了,他们为什么还有仇恨还要骂街?。稍加注意就会发现,精英集团的仇恨和骂街,是从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之后出现的。

为什么这个时候会爆发仇恨?伊索寓言给出了明确回答:“受害者会原谅害人者,但是害人者永远不会原谅受害者”。害人者的罪恶越大,恐惧就越深,恐惧越深,对受害者的仇恨就越强烈。这是亘古不变的一条犯罪规律。几十年来,精英集团完全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以及为谁在干,尽管其中作为个体的许多人包括郑胜利在内可能并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其行为只是受自私本能的支配,想尽可能多捞一把而已,但是作为集团意识,他们很清楚自己的行为及其后果,越到后来其犯罪行为越严重,给国家和民族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越大,就越是恐惧有一天会被清算,特别是他们被自己攫取的巨大国有资产吓怕了,唯恐黄世仁、南霸天被清算的一幕再次上演,并且他们十分清楚,和他们的罪行相比,当初被枪毙的黄世仁、南霸天简直就不算什么。这种恐惧越深,对国家和人民的仇恨就越强烈,如同债务人对有可能让自己破产的债权人的仇恨一样,只要债权人不死不亡,这种仇恨就必然与日剧增,唯一解脱的办法就是债权人的死亡,也就是社会崩溃国家解体。否则,只要中华民族这个债权人存在,无论他们掠夺的财富再多,无论财富转移藏匿在哪里,无论兜里揣有多少个国家的护照绿卡,都是不会踏实没有安全感的。如同一艘大船上犯罪的船员,这艘大船到达彼岸之日,就是犯罪船员遭受审判之时,他们唯一逃脱审判的办法,就是凿沉这艘大船。这也就是马克思毛泽东所讲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阶级斗争规律,既不以善良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以精英集团内部的许多个人意志为转移。如同马克思所形容的那样“资本家内部也不乏有品格高尚的绅士,但是他们只要踏上资本经营这条路,就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是剥夺和被剥夺,要么是剥夺他人生命,要么是自己的生命被剥夺。”现在的精英集团也是如此,无论其内部个人品行如何,都必然要受精英集团整体意识的支配,不惜一切手段的要彻底毁掉中华民族这个债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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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护,关心,美丽,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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